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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综述 本文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①因此,国际刑法的制定与执行,只有尽可能体现令人信服的正义价值,而不能因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使这一价值遭到贬损。《罗马规约》制定和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这种正义理论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一、引自法律渊源的正义性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②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国际刑法的渊源③与执行制度证明,由大多数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归纳出的正义价值观,已经通过国际刑法的公约化和司法化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为了恰当地执行国际刑法,各国间的司法协助还要求彼此为程序的正当性提供法律接口。尤其是国际刑法的执行方式,不论是国际创制机构,还是国家法律制度进行的起诉或审判,都源于国际法和国家法渊源的配合适用。因此,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应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刑法原则的最大交集。在这个交集中,各国刑法规范或平行或交叠,而原则性的最高价值是实现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尽管无数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正义的本质进行着难以穷尽的论述,但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刑法的正义价值的确涵盖着一些共同方面。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全球层次上的交流,两大法系出现进一步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这些共同方面就更加得到呼应、强化和凸现。刑法正义的现代要素———平等、公平、正当被广泛承认;而在刑罚目的上,使报应和预防达到辩证统一,即可实现刑法正义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然而,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既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首先,就平等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两个方面。刑事立法的平等是指犯罪的规定以及法定刑的设置,只能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依据,不能因行为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因素实行区别对待。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前提,司法平等是立法平等的延伸和补充。20世纪的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逊认为,如果某个一般规则,实际上适用于根据内容应该适用的一切场合,它就具有价值,就是正义的,反之则不具有价值,就是不正义的。①“纽伦堡审判以来,无差别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得到不断发展,其中立法与司法平等的理念通过这种责任的实然性规定而与国内法趋同。但国际刑法的平等要素,还必须包含主权平等的意义。这是国际法的特点和渊源决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是最典型的实例:《罗马规约》各缔约国既然平等参与了立法的全部进程,就不会将国际刑法的规则转化为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则。这一点对于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便有些规则和机构设置显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其具体实施也必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石,但是坚持绝对主权的观念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国际法的结果,②因此倡导国际刑法的平等原则就尤为关键。如果不能促进各国对彼此主权的尊重,缺少主权平等的内涵,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是空中楼阁。其次,就公平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公平,就是要求刑法规范和司法适用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划分,以及罪刑关系、刑刑关系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做到公平、合理、协调。而对于包含着复杂交叉的国际法文件的国际刑法来说,统一法典的缺乏是其在公平要素中的最大劣势,尽管国际社会已做出了一些努力。③公平的核心问题是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在国内刑法面前,具有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应当给予刑罚处罚,而非一般违法行为,才被定义为犯罪。首先确认依法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然后界定一条需要刑事法律捍卫的底线———这种具备公平要素的方法同样可见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对事管辖权恰好说明了对国际犯罪从严界定的考虑:管辖权限于四种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④在现有国际法文件中,这些犯罪的内容最为明确,危害程度最为剧烈,而且这些犯罪往往导致国家司法瘫痪,而出现不愿意或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现象。对于国际刑法来说,国际犯罪的范围相当于国内刑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罗马规约》除侵略罪外,对其他三种犯罪都分别规定了明确的犯罪行为特征,以及构成这些犯罪共同具备的主观因素。然而,与《罗马规约》平行独立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治罪法草案》则建立了另一个罪名目录,除上述四种犯罪外,还将另外20多种行为纳入国际犯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为国内刑法设计的罪刑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