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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本管理研究 摘要：企业改制的成本管理是相关方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相关利益者分享改革红利的角度，论述相关人员安置成本管理在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管理中的重要性。并以贵州建工集团为例，说明相关成本的计算、管理方式，以供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参考。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成本管理 国企改革过程中，转制成本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有的作者认为改革转制的成本就是转制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审计、监督、资产处置、职工安置等一系列运作成本。也有人认为转制成本就是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引发的负外部效应。从企业制度转型来看，一般改革成本对于审计、监督成本的管理本身就有严格的制度，不管是否转制，只要是国有企业重大变革，都有可能涉及资产监督以及运营监督的审计与管理。如果要突出是企业制度转型造成的成本，还应当与这些重大变革、重大事件所涉及的审计监督成本要区分。因此，转制改革成本应当更加突出因转制带来的资产处置、人员安置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安排引起的额外成本。国有企业转制的这种额外成本在转制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决定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态度。由于转制以后运营绩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能更加注重转制成本的管理以及转制成本的低门槛。有些老大难问题踢给政府部门处理，就容易引发利益相关者与政府长期进行讨价还价，甚至对峙，进而形成政治问题和社会报复。这在以前的国有企业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例子是较多的，如人员安置。二是资产处置。因为国有企业通过多轮改革，资产产权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尤其是企业、不同部门、职工以及职工团体等，都有不同类型的资产产权，处理这一类问题也有可能涉及相关利益者在改革中对资产产权的高估值预期，而引发长期的争议与谈判，拖慢改革进程。第一类问题涉及面广，标准复杂，涉及政策多。第二类问题审计、监督、估值、处置等技术难度相对较大。这两类问题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甚至没有操作性较强的标准。在企业改制的不同案例中，依据企业的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处理。贵州建工集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相关成本管理的经验，企业改制没有甩包袱，改制较为彻底，是企业混合所有制成功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重点介绍贵州建工集团改制过程中的改制成本管理内容。 1国企改制成本理论 王冰（2005）认为控制改革的成本是产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推行的重要问题，必须要降低国有资产置换的成本，使国有资产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置换，以最高的效率进行运转。这种理论观点当然是重要的，强调的是转制中资产置换和资产运转的高效率，也可以说是国有企业转制中成本管理的最高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交易对手的选择也可能制约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实际成本管理最优化程度的选择。郭建强，石龙虎（2000）指出，国企改革成本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个成本包括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扩大，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等。这里的国企改制成本是从宏观角度认识的。微观上，员工安置、资产处置以及改革进程的加快，都涉及改制成本。改革能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对于具体的国有企业改制案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凡出现改革一旦启动就受到较大阻扰，甚至使得改革最后马虎结束，运作起来不顺畅，就有可能付出极大的改革成本。这种改革就很难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殷军，皮建才，杨德才（2016）构建了一个模型，演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生机制，他们认为当混合改制前的成本不超过某个成本临界值时，国有企业可以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这个临介值也是政府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门槛。这里的成本主要是指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引发私有企业的策略反应。国有企业最优混合比例的高低取决于国有企业自身承担社会性负担的能力和社会性负担的大小，这个比例与其成本控制能力、产品差异化程度、行业内私有企业数目以及生产负外部性对社会福利的损害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也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企业改革的直接福利效应与间接的负外部性比较。白阳（2006）主要从微观角度对改革前中后时期不同改革成本构成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本包括安置成本、资产处置成本和程序成本。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微观的安置成本。资产处置成本与程序成本同安置人员的成本，以及与企业改制是一项战略性举措相比，过程成本往往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尤其涉及的国企，一般体量较大，程序成本不是特别需要考虑的，但是，改制进程却对企业来说，有时是生死攸关的。当相关利益者比较一致地支持改革，改革进程一般会加快；当出现较多的相关利益者反对改革，进程一般就有可能拖慢，甚至改革流产。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本绝大部分与在岗在职员工、退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