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探究.docVIP

国外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探究 一、谁的企业 在主流的教科书里，企业治理机制指所有者监督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机制(代表我国企业改革方向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企业治理机制)。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除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外，企业治理机制也应包括从业员等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作用与权利问题。前者即所谓股东主权论，而后者就是所谓利益相关者论。企业治理机制有主权论和机制论两个层次，主权论指企业归谁所有，而机制论则指管理者如何进行战略决策。很明显，主权论决定机制论。日本当前的改革针对的就是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主权论。在国际学术界对日本经济的研究中，企业治理机制一直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日本，企业归谁所有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进行的各种调查一再重复同一个结论:大多数日本人，不论阶层或受教育程度，都倾向于认为企业为以全体从业员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所有。笔者的导师曾提及一个现象:美国的股东大会上企业负责人往往以“女士们、先生们，您的公司在过去一年里……”来开始报告，而典型的日本企业负责人在同样的场合一般会说“女士们、先生们，鄙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用语的差别所反映的是对企业主权的认识的不同:企业归股东所有还是为包括股东和从业员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所有。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共识为基础，道尔曾将日本企业定义为“准从业员所有企业”，并长期致力于日本企业与美国、德国企业的比较。在特定国家里，法律对企业性质的规定应该是判断企业所有权问题的主要依据。一般说来，法律的规定与社会共识是一致的。比如说，美国的商法规定企业归股东所有，而美国的社会共识也支持这一规定。同样的，德国的共同决定法含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意味，而德国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也与这一法律暗合。但是，吊诡的是在企业归谁所有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日本商法的规定与社会共识却完全不同，商法明确规定企业归股东之类的所有者所有。法律和社会共识之间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就法律自身而言，问题并不复杂。首先，日本的商法是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之下制定的，当然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商法的特色。其次，在拨开日本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的交叉持股关系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日本企业的最大股东是人寿保险公司。 在日本，人寿保险公司的所有权为加入保险者所有，而日本的保险购买者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在这里，法律和社会共识以一个特殊的形式达成了妥协。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日本社会在这一议题上出现不同于英美的社会共识。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主力银行制。所谓主力银行制指企业与特定的银行之间有着长期的交易关系，而且这种长期的交易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金融服务的范畴而进入企业的治理机制内部:企业与银行往往相互持有对方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很少在资本市场流通。这样一来，企业管理者就在某种程度上从资本市场的压力中摆脱出来。换言之，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美意义上的股东或资本市场对日本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实际影响力相当有限。另外一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企业高管和从业员之间在出身阶层、人生经历等方面拥有很多共同点。道尔在书中对这一现象给予高度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与所有者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或间接的资本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所推动的财阀解体政策将大量旧财阀企业的管理者从企业中驱逐出去。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一大批在旧体制之下没有机会晋身高管层、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或农村地区的中级管理者开始接管企业。这些新管理者往往是大家庭中最多地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他们了解可能连高中都没读过就开始从事普通工作的兄弟姐妹的甘苦。 在进入企业之后，他们的职业轨迹与美国高管也完全不同。他们不但在同一家企业完成职业生涯，而且与其同事的关系也远非只有竞争。与同事融洽的合作关系是获得晋升的关键之一，而且在晋升至中级管理人员之前他们都是企业工会的成员。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职业生涯使新出现的管理者阶层在感情上更接近作为其出身母体的从业员集团而不是股东集团，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他们也主要以从业员集团长老的形象出现。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几百倍，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只有几倍。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企业高管认为这一报酬过低，即使是在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无限风光的时期。也许我们很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出身阶层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是这批管理者当中的相当部分具有进步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与代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利益的经团连和商工会议所不同，这些新管理者以个人身份组成的经济同友会是日本社会公认的最具有社会良知的管理者团体。这种社会良知鲜明地体现在同友会代表理事大塚万丈发表于1947年的《企业民主化试案:修正资本主义的构想》的序言中。“简单地说，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与企业运营有直接和间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