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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传播学大数据研究 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本文旨在分析和研究国内新闻传播领域对大数据研究的文献，以“大数据”为主题词进行首次检索，然后在分类浏览中选择“新闻与传播”进行二次检索。为了避免遗漏文献，再以“数据新闻”为检索词搜索文献。经过梳理，本文认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大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数据新闻性质和业务的探讨、关于大数据与传媒业转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大数据研究。 数据新闻的性质和业务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新闻的本质是构建所有意义的有机统一体，数据新闻遵循的逻辑和基本途径是人文法则。大数据驱动的新闻报道实现了从关注社会表层到发掘社会深层问题的转变，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透明性。数据新闻报道的特点是提早策划、及时跟进、多渠道收集海量数据。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价值通过数据的量体现，数据新闻能对“全体”进行报道，使“整体真实”从理想变为现实。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包括新闻主题发现、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等几个方面，而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是数据新闻制作的核心。大数据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务的影响是数据新闻研究的重点，彭兰认为新闻报道中趋势预测性新闻和数据驱动型深度报道将增加，数据呈现、分析与解读能力会不断提高，新闻生产过程中跨界合作也会不断增强。她还认为数据关系的揭示，对于挖掘新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喻国明认为大数据既是新闻形态的创新，又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内容创新，通过碎片化的数据及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了“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新闻内容。周子渊认为大数据对传统新闻在获取新闻线索、新闻呈现方式、新闻舆论导向以及新闻内容等四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丁柏铨认为数据新闻的出现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念、传媒的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整合、新闻实务以及部分新闻学者的研究旨趣。 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研究 关于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对传统传媒业的影响。彭兰认为传媒业是大数据时代受到冲击的主要行业之一。官建文认为大数据在媒体内容、新闻报道数量、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媒体舆论等方面对传媒业带来了挑战，媒体要有强烈的数据意识，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使用数据。王武彬认为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媒体应将大数据看成重要的资产和生产资料，大数据应该被广泛应用于媒体的辅助经营和报道中。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喻国明认为个性化信息定制、众包式内容生产以及传媒业跨界融合是传媒业转型的三个基本路径。张涛甫认为传统媒体可以抓住大数据环境下受众对高品质、确定性信息的需求，寻求战略突围，应在理念、战略、技术三个层面寻求突破。解葳和高宪春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传统媒体从“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记者从“全能记者”到“数据协作团体”，新闻生产从“制度化新闻生产”到“众包数据挖掘”、从“信息采集”到“数据筛选”，新闻报道从“客观性报道”到“沉浸式新闻”的五大转变。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组织结构面临变革，媒介要建构数据互动空间，勇于打破自身边界的束缚，同时要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大数据与传播学研究 徐偲骕认为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如果“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只能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重建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吴维忆分析了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认为大数据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是一种构建性塑造力，在根本上重塑着媒介场和整个传播领域的结构和生态。从大数据对传播学效果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来看，操瑞青认为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在关注文化向度的前提下将效果研究向前推进，关注传播活动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具体关联。曹刚认为大数据背景下受众研究受到受众使用行为的海量数据、高维数据和价值缺失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过程中，在处理“大数据”时要利用抽样技术有效压缩受众测量数据量，利用维归约技术降低受众的数据维度和增加受众研究背景知识数据挖掘的预判性。有学者认为大数据使受众分析对象从抽样分析变为全量分析，分析结果实现了预测性、评价性和可视化。在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喻国明将大数据方法运用于社会舆情分析，用大数据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征。 综上所述，国内新闻传播学关于大数据的研究聚焦于对数据新闻特征和业务的探讨，包括其对新闻传播业务的影响以及在大数据背景下探讨媒介转型的问题。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数据新闻对传播学受众的影响也有涉及，但对大数据传播的本质以及大数据传播模式的变化研究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