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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下的刑法治理问题研究 摘要：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政治学领域，尚未扩张到刑法学视野。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涉及的内容审视，刑法治理社会的目标与价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存在高度的契合，均以社会达到“善治”为其终极追求。随着政治国家的式微与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味强调刑法工具主义的倾向不具有可取性，理应凸显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理念。鉴于“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业已形成，对刑法专有治理域场以及社会广泛参与的治理域场应有所区分，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刑法治理社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工具主义；人权；政治国家；市民社会 一、问题意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至此，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作为我国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而备受瞩目。然而，关于国家治理问题早就有之，如在美国成立之初，联邦党人就提出了一个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人类社会是否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1]如果说这是一种基于政府设立选择意愿的问题，那么我国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则更加侧重于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如何修复和完善现有治理措施的缺陷与不足。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先强调的是基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2]。作为一种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治理理念、治理方法以及治理效果等重要内容。首先，在治理理念上，注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当前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3]。其次，在治理方法上，注重多元化的治理手段。现代化的治理，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实现治理能力质的飞跃。虽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有许多，如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社会宗教、个人理想……，但法律仍然是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4]。在以往，我们习惯于运用经济、行政的方法，现在则更加重视运用法治的方法[3]22。对此，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具体方案，预示着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将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法治体系”，同时也预示了法律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在治理效果上，能够真正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这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一脉相承。如此便需要既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又能实现有效管理，形成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政治理念以及治国方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将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上兼采众长。对此，学者们也纷纷献计献策，为完善这一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添砖加瓦，但这些高屋建瓴的建设性方案主要阐释视角集中于政治学领域，相反，法学领域涉及这一命题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环节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得以实现以及高速有效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法律治理社会的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一环，因此，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刑法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保障其他部门法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使命，尤其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犯罪是社会治理的最大威胁，因此，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实现刑法治理现代化至为关键。立足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之下如何建构科学的刑法治理理念与模式。 二、理念转换：从刑法工具主义到刑法价值理性 从刑法的起源来看，刑法并非随着社会的出现而产出，而是私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国家通过暴力手段维护社会秩序，才促成了刑法这种特殊治理措施的产生。因为“只要非正式控制能顺利进行，社会可以没有正式控制。但社会生活变得很复杂，一般公众不再能只通过非正式的压力和内部准则执行准则。在那时，该集团可能感到需要正式结构。”[5]从马克思关于法（包括刑法）的起源的论述之中同样表明，刑法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发挥作用。 （一）刑法工具主义的滥觞：历史延续及其弊端透析 作为工具主义的刑法治理模式，在我国原始社会后期以及封建社会大行其道，使刑法逐渐沦落为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主要手段。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出现了剥夺生命之刑，至商代盘庚迁都时规定对“不正、不善者，违命不敬者，以及奸诈和内外作乱者，作为重罪结合肉刑（割鼻）与族刑（殄灭），全部处以死刑。”[6]更是加剧了刑罚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