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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法治建设互动机制研究 摘要：“软法”的创立，体现了社会内生规范对于国家治理的正向作用，并成为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新变量。在图书馆法治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软法”基于其协商民主价值，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文本分析，可以对“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运行机制作出考察；而通过对“软法”与“硬法”进行的SWOT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耦合”效应。在未来语境下，应该遵循公共文化领域立法的一般规律，实现“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共生与共存，即促成“图书馆软法”与“图书馆硬法”之间的有机转化和良性共存。 关键词：“软法”；“硬法”；图书馆法治；共生而治 法者，治之端也[1]。法治作为社会调控的依据，兼具理论与实践维度的双重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讲，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应渗透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就涵盖了图书馆领域。从实践层面而言，法治作为一种调控工具，对社会各个行业都应具备启迪作用，进而促成行业运转的规范化、可控化。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沿革的图书馆业，自然也需要配备法治思维，进而应对多变的社会生态结构。事实上，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在图书馆领域，一场“图书馆法治现代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其中，用法治来引领图书馆领域的未来发展，已成为图书馆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不谋而合的共识。2011年，在当时尚未有全国性图书馆立法的情形下，国家科学技术部就先行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28220-2011）（以下简称《规范》），为图书馆领域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秩序供给。2017年，在众多图书馆学人的联手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得以问世，并在201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实践中，这两部规范性文件为图书馆工作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但在学界，迄今尚未有学者对这两部规范文件中的资源要素进行系统性解构，这实则为一种缺憾。本文欲以《规范》和《图书馆法》为标准化样本，对图书馆立法中的法治资源类型及其合作机制进行解读，以期实现优化图书馆立法质量、完善图书馆法治体系之目的。 一、何为法治资源类型中的“软法” 不论是研究图书馆法治体系，亦或是研究其他领域的立法机制，首先都需要理解一个母体概念：何为法治资源类型？按照该概念创设者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解释，所谓法治资源类型，即为法律的不同形态和种类。在此概念创立后，围绕着该概念的内涵，不同的法学家建构了不同的解构模式。但毫无疑问，“软法”和“硬法”的分类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解读路径。所谓“硬法”，即以国家暴力机关的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手段的法律形态，人们一旦违反“硬法”，暴力机关就会采取行动，确保“硬法”的可执行性。虽然形式意义上的“硬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随同“软法”一道问世，但实质意义上的“硬法”却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硬法”的固有缺陷也被暴露无疑，例如，“硬法”的制定需要遵循严苛的程序，因而周期较长，且立法成本较高。另外，“硬法”所特有的滞后性导致其难以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兴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法律空白”就是对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这一系列现象，被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生动地称为“硬法失范”。所谓“失范”，即指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之间的非均衡性。随着“硬法失范”现象的不断蔓延，法学家们意识到，必须要对传统的法律概念进行修正。在此种背景下，“软法”理念应运而生，即“在全球范围内，法学家们对软法的关注源于‘法律社会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股声势蓬勃的现代法律思潮中，矛头直指传统的‘硬法’，并对国家立法中心主义模式作出批判”[2]。“软法”概念最早凸显于20世纪中期的国际法领域，该概念一经创设，就释放出强大的话语影响力，它不但颠覆了旧的法律范式，同时也与“硬法”一道构成了法治资源类型中的核心概念。“软法”之“软”，并非在于其对社会生活不具备调控能力，而是指它在对社会场域进行调整时，主要依靠组织强制、内心强制等柔性方式来保障其效力的实现。与国际社会对“软法”的研究热潮相比，国内学者对“软法”的认知颇具后知后觉意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公共治理也步入了瓶颈期。旧式的公共治理途径难以应对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多变性的复杂社会，因此，本着“不破不立”的原则，学者们开始将国外的“软法之治”理论引入其中，借以革新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树立“软硬混治”的公域治理格局。在我国，“软法”是与公域法治捆绑在一起的，从一开始，“软法治理”就直指关系民生的关键性场域，并以提升政府对这些场域的治理绩效为核心目的。尤其是在公共文化领域，软法的自主、平等价值更容易被凸显，从而成为一种具有较高效益的治理方式。通过“软法”的介入，能够实现以柔克刚，切实改善文化领域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