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动自行车治理法律问题研究.docVIP

城市电动自行车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电动自行车以其便捷、低碳环保、价格相对低廉等特性，迅速获得民众的青睐，成为大多数中低收入者首选的出行方式，电动自行车行业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超标车多，扰乱管理秩序；交通事故频发，影响通行秩序且危及驾驶人安全；使用不规范，火灾事故高发等。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５年间，全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５．６２万起，造成死亡８４３１人，受伤６．３５万人，直接财产损失１．１１亿元［１］。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ＧＢ１７７６１—２０１８《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新国标”）正式实施。新国标的出台，为电动自行车治理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标准依据，但在新国标实施前就已大量存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电动自行车的有效治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 二、城市电动自行车治理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治理依据的层级普遍较低。电动自行车的治理涉及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车等多个方面，目前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电动自行车”纳入“非机动车”范围并对其通行作出规定外，全国尚未出台关于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统一立法，主要散见于相关部委出台的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国家标准实施等方面的文件规定。从地方立法层面来看，在“北大法宝”地方法规规章信息库中以“电动自行车”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到２２８篇，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６篇、地方政府规章１０篇，其余为地方规范性文件；以“电动车”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到７３篇，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２篇、地方政府规章１篇；以“非机动车”作为关键词共检索到１４９篇，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５篇、地方政府规章１３篇。可见，目前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主要依据仍是各类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普遍较低，制度设计较为分散，难以适应电动车行业的发展和各地依法治理城市电动自行车的实际需要。（二）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不够。大量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上路行驶，给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电动自行车的标准修订、生产、销售等管理环节的滞后和不足，但治理的负担却转移到公安交管部门的路面执法环节，从而导致民众的质疑甚至抵制，治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是城市电动自行车治理涉及的相关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沟通和协同处理机制不健全。此外，电动自行车的治理牵涉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利益纠纷，需要在协商互动的基础上协同推进。但从实际情况看，城市电动自行车的治理仍以行政机关为主，市场主体、社会力量的参与极其有限，导致一些制度设计因脱离实际而难以执行或引起民众不满，如在电动自行车治理的初步实践中，珠海、东莞、广州、北京、海口等城市先后出台完全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的规定，但在实施中却陷入“越禁越多”的管制怪圈；在新国标出台前长期适用１９９９年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１７７６１—１９９９），该标准因严重滞后于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现状及城市居民出行需要，而导致大量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给交通管理部门带来很大困扰；新国标实施后，有关电动摩托车的标准尚未实施，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标准无法有效衔接，电动自行车的治理依然面临很大挑战。（三）治理方式较为单一。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以及各地出台的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看，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刚性治理方式虽然对制止和惩罚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发挥了实际作用，但因它们具有浓厚的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侵益性等色彩，在实施过程中易于激化矛盾，甚至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干扰。此外，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束缚，一些刚性治理措施因欠缺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违反上位法而受到合法性质疑，如在２０１５年“杭州市电动自行车被扣案”中，《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因增设“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手段”而被认定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此外，电动自行车治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仅靠刚性治理方式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四）交通损害赔偿问题难解决。按照２０１９年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的规定，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过渡期，发放临时号牌，这虽然解决了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合法身份问题，但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原则，而非机动车之间以及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则适用过错原则。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法律性质上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尤其是对那些既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