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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分析，生产、交换、生活的网络化产业链导致了人的思维异化与网络行为异化。这些异化现象阻碍了网络环境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与社会的发展。网络环境在本质上隶属于整个自然生态环境，故利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维与批判的方式理解网络环境中的异化现象并治理，在当前网络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网络环境；异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分化为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主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流派与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1]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资本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论证，面对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该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技术与文化等进行了理论批判；挖掘了潜藏其间的人的异化本质，指出了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本身的问题。将其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运用于人类与网络环境的相互改造中。是信息时代透析网络环境中异化现象并治理的必要路径，也正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的有机关联 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环境往往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概念，所以本文所指的生态环境是包含了人与其他生命有机体存在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2]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可理解为“人化自然”。在生态环境中，包括了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水、土地、生物以及气候等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也包括了社会和网络生态系统。网络环境由“物质基础”“信息资源”和“社会”[3]等因子构成，并与“主体”共同组成网络生态系统。而作为主体要素的“人”既是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行为主体，又是作用于网络环境的实践主体，从而为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的有机关联提供可能。（一）生态环境是网络环境的存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人是生态环境的产物。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看，二者之间的存在顺序是明确的，即生态环境先于网络环境而存在。正因为如此，生态环境的存在为网络环境的出现提供了先在条件和可能，这一条件就是“现实的人”。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体现在时间先在性上，更重要的在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先在性”[5]。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网络生态系统中网络环境的构造，大部分属于人的主观意识外化的结果，人的意识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对网络环境“存在”的思考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是社会环境的变迁，都会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各种形式和内容予以体现。所以，在逻辑关系上，生态环境为网络生态环境的发展提供动力。（二）网络环境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从影响方式看，网络作用于生态环境形式形态多样，首先，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在网络环境中的快速运用与发展，人们可以利用网络系统中先进的技术，投入到生态环境建设中去影响并改造自然；其次，恶劣自然环境可预先在网络中虚拟仿真，预测自然灾害，规避风险；最后，新兴网络媒体在影响深度与广度上，更易于传播科普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使其传播至一些传统媒介难以触及的地方指导人们改善生态环境。辩证地看，网络环境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反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别。在消极方面，一是网络环境中不安全、不合理、不健全的因素影响人，使其外化的行为有害于他人与生态环境；二是出于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中，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试图先人一步认识自然生态环境的规律与极限，以此控制自然资源，实现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找出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控制从而达到对世界控制的“罪证”，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及制度。（三）“人”的主体地位与桥梁作用。恩格斯通过《自然辨证法》的写作论述了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威廉?莱斯那里，这种关系实际就是“一方面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他的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6]这一过程中，人们不理解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导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希望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人的中心地位。直至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过度破坏的时候，人们才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预见性与科学性，而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生态环境与网络环境中唯一具有主动性的因素，所以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