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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河南段保护与建设研究 运河是人工开凿的用于通航的水利工程。以河南段为主体的隋唐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融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支撑了隋唐宋封建王朝鼎盛繁荣。大运河作为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标志，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且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和大运河保护建设工作，指出要深入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2014年6月，大运河成功申遗。隋唐大运河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世界遗产保护要求，河南段作为隋唐大运河保护的关键区域，其主体和核心就是水利工程。隋唐大运河的修建涉及线路的规划、水源的选取、泥沙的处理等诸多水利问题。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河南段水利文化遗产，就必须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从维持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出发，按照现代水利视角和思维，科学谋划，系统治理。 1借鉴国外在河渠水系保护和治理方面的经验 大运河的载体是水，大运河的根和魂也在水。隋唐大运河河南段文化带建设，关键的环节就是运河水系如何恢复、保护和治理。过去几十年，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认识上的局限，包括运河在内的水系基本上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和整治，普遍存在生态退化、缺水断流、水体萎缩、淤塞严重、水体污染等问题。这些情况，发达国家在很多年前也曾经历过。国外河流治理的转折是在治河理念上的转变。1938年德国的Seifert提出了生态工程措施，即完成传统河道治理任务基础上，以近自然的工程措施进行河道整治，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H．T．Odum将生态学的概念运用于工程，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于生态学工程措施的认识。这些理念对西方国家水系治理影响很大。恢复自然的生态治理模式、加强景观保护以及文化建设，成为近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等河渠水系治理的根本选择。20世纪50年代末期，莱茵河又黑又臭，鱼虾绝迹，被称为“欧洲下水道”。为改变这种局面，德国利用整体生态理念推进水环境治理，合理利用水资源，减轻洪涝灾害损失，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修复河流自然生态和自然景观。经过河流综合整治，以莱茵河为代表的德国河流，现在是世界上治理最好和最美的河流之一。美国在河渠修复中，向河道倾倒一些影响河道自然流动及河岸稳定的原木残体或块石，达到改善水文情势、河岸稳定和营造生物栖息地的目的。1990年，日本政府颁布《近自然工法》，改变传统的治河理念，要求治河工程尊重自然的多样性、流域自然的水循环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单一目标的河川整治向流域全面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发展。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河流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经历了自然河流、防灾河流、侵占的河流、河流公园、近自然河流等5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学习德国和日本等的河流改善措施，并开始河流生态修复研究和实践。21世纪初，著名的清溪川综合整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在河渠生态保护认识和实践上还落后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期治水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逐步认识到河流生态治理和修复的重要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理念，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也是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合理规划水源，恢复河流功能 运河是河流的一种形式。河流要有水源，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否则就不能称为河流。河南省多年平均降水量771mm，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304亿m3。河南的水资源量并不丰富，运河水源的取用，更需要精心规划。隋唐大运河河南段，主要位于河南北部、东部和西部。根据流路和水量大小，可以利用的地表水源有洛河、伊河、黄河、沁河、卫河等。其中黄河水资源量最大，伊河、洛河、沁河水资源量较大，卫河水资源量较小。从过境水量来说，黄河保证率较高，但黄河含沙量大，引水容易造成运河渠道淤积，但是通济渠离不开黄河水，永济渠也可以利用黄河水。洛河、沁河的水含沙量少，可以直接作为运河水源。利用南水北调进行永济渠生态补水，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考虑到成本等因素，常态化供水，引用黄河水可能是永济渠水源的主要途径。引用黄河水，就需要解决好黄河泥沙的淤积问题，关键就是减少引水的含沙量。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离河不远、引水方便、地势低洼的地方设立沉沙池，让泥沙在沉沙池中沉下来，然后将清水引到运河河道。沉沙池淤满以后用作农田或林地等，择地再开辟新的沉沙池。河渠的生命在于流动，正如人体内血液流动一样，作为运河也不例外。由于河道条件的变化和公路、铁路交通便捷可靠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一定需要恢复通航功能，但是它还有防洪、供水和生态功能等，运河不应该成为与外界隔绝的水体，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需要根据运河的宽度、水深、坡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