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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的模式选择诠释 本文 一、域外宪法监督机制简介 国外学者一致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必须得有宪法至上和违宪审查的内容，只有依靠“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才能变成“圣经宝典”[1]，宪法的价值和目的才能实现。因此世界各国从本国的社会现实和宪政实践需要出发建立了各自的宪法监督机制。但一国采用何种类型的宪法监督体制，通常情况下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与法律结构，尤其是取决于该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纵观各国的监督模式，大概有代表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三种主要类型。从理论上来说，代表机关监督这种机制，是议会至上理论的反映或主权在民理论的反映，且代表机关具有高度的权威，如其能确实发挥功效，当是最理想的宪法监督模式。但由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特别是审查自己所立之法是否合宪时，无法解决“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法官”的自然公正难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逻辑结论：代表机关的立法是合宪的，否则它不会制定这种法律；一旦法律通过，代表机关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合宪性。同时，代表机关由于其作为非常设性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并不经常开会，即使开会也是每次会议时间较短，议程很多，根本无暇顾及宪法监督工作。何况宪法监督是一项政治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代表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实践也表明，这种宪法监督模式几乎都流于形式，实效不大。司法机关监督这种机制虽然在实践中操作容易，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审查权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是这种模式的宪法监督在政治理论上仍难以成立，有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的嫌疑。现有司法审查理论难以对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正性进行有效的论证。而且司法机关监督的机制对法官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需要司法机关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专门机关监督机制有宪法委员会制和宪法法院制两种形式，这种机制吸取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克服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缺陷，既能行使抽象审查权，又能受理宪法控诉，兼具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优点。但是实践证明宪法委员会机制政治色彩大于司法色彩，是用政治手段解决宪法问题，而不是用司法手段裁决争议；宪法法院也存在缺乏有效性、准确性和合理性等缺陷。[2]就目前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宪政实践而言，其监督模式各有优势和缺陷，它们在各自的国情下对宪法监督都发挥了良好的、重大的作用。作为既已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和宪法法院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中起到范式的作用。它们纷纷被晚近的国家所效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制度。可见，这些制度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适性。[3] 二、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可能模式 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和实现宪法价值的问题。而中国在宪法观念上，一直沿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原苏联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和实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和权力观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这是一种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权组建方式和制衡原则，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建制上，都是显然不同的政权组建方式与活动原则，在我国被称为“议行合一”。其政治理念与政权设计的实质是要实现国家“一切权力归人民”，由人民真正实现在国家层面上的“当家作主”。因此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性质便构成了中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政权基础。然而该理念与政体似乎没有考虑到权力本身内部分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宪法监督虽然属于宪政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属于宏观上的根本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带有裁判性质的操作制度，只能是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4]从理论上来讲，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与国家最高法律地位和最大法律权威的宪法相匹配的，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被认为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并进而认为是最适宜、最理想的。而在现实的层面上讲，所有的权力（包括宪法监督权）由代表机关行使只能说是理想的要求，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中，而现实则与理想存在着反差。[4]实践证明，虽然我国宪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有助于加强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门从事宪法监督的机关，使得宪法监督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化和经常化的工作，妨碍了宪法监督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我国宪法监督采取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其优越性。但同时还应看到，现有的监督体制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有力；则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忽视了对其他宪法主体的监督。而且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