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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问题的理论探索 本文 宪法监督的司法化是当代宪法监督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是一种非司法化、非专门化的结构体系,是长期以来坚持议行合一原则的结果。在这种监督模式下,一切国家机关都统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除了实行自我监督外,还监督其他的国家机关,保证一切国家机关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种监督模式带有单向的垂直性,并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其弊端在现实的运作中逐步显现出来。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监督,重新建构新的宪法监督模式,可以说是理论研究和宪政运作的当务之急。2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冒名顶替上学案件公布了5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6(以下简称21年批复)。21年批复指出在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侵害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21年批复出台后,学术界反响强烈,许多学者认为它为宪法司法化创造了条件,并由此会形成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从而推动宪政建设。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持乐观的态度是必要的,但不能过于乐观,否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宪法的司法化只是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开端和前提,实现了宪法的司法化并不等于宪法监督的司法化。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只是一个起点,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因此在学术界普遍看好21年批复时,笔者泼一点冷水,希望大家能冷静地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一、宪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结合问题 宪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分离是我国现行宪法对国家权力配置的结果,根本不同于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解释宪法是法院正当和特有的职责,宪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是合一的,法院有审理违宪案件的权力,同时也有解释宪法的权力。美国学者汉密尔顿指出: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质是司法机关以其判决向人民负责。进一步说,不应只从程序方面来评价司法审查,还必须根据服务的目的来判断。因此,就司法审查权保护珍贵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来看,它与民主理论是相一致的,最高法院法官不必因行使司法审查权而感到负疚。?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代表机关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存在着相异性,而宪法又是以人民意志为根本内容的法律,因而,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中必须赋予特定的国家机关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权。从分权学说与分权体制来看,司法审查权配置在法院不仅是为了分权和制约,同时还为了使人民的意志不被他人侵犯和随意更改。司法机关在处理有关宪法问题的案件中根据其对宪法以及法律的理解行使裁量权,即裁定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合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必须由同一机关进行,否则就没有办法对某一行为进行判断。假设法院拥有宪法监督的职权而没有宪法解释权,一旦遇到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或在宪法问题上存在歧义,就会面临相当尴尬的境地,即根本无法处理案件。我国宪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分离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观念中将宪法的价值定位在政治上,而不是定位在法律的位阶上。在一定意义上,宪法等同于一个政治性文件。作为政治性文件的宪法没必要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规则来保障实施,如果在实施中需要解释某些条款,也只能由一个政治性机构来完成。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一般适用除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同时对这些法律有司法解释权;而在宪法问题上,不适用也不解释,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通过司法解释直接否定宪法在审判中的适用。1955年和1986年两个有关宪法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6(以下简称1955年批复),对宪法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问题作了解释。该批复尽管限定在刑事审判方面适用,但影响着法院的整个审判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否定宪法作为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作用。依目前的观点看,1955年批复欠缺合理性。这是因为:首先从法律的适用与司法解释的关系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法律未被适用之前出现的,如果在法律未被适用之前对法律进行解释是无权解释或称之为非正式解释。其次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权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执行法律是其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也是其职权。最高人民法院无权决定哪一部法律可以在审判中适用、哪一部不能在审判中适用,它在法律面前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选择性。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院有权决定某一法律不能在审判中适用,除非这个法律是违宪的法律。就当时宪法设定的职权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违宪审查权,无论法律是否具有正当性,在审判中只能无条件地适用。况且,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