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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方法与政治化措施 汪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20世纪中国(对于中国来说,是革命的世纪)”对于我们比19世纪还要“陌生”。在他看来,这种“暧昧性”产生于“去政治化”的历史逻辑。由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各场域(经济、文化、教育,甚至是“政治”)本身都“去政治化”了。“20世纪中国”所代表的丰富政治遗产(比如孙文的大亚洲主义理想、毛泽东抵制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实践……)被“诉苦意识形态”所排斥,以至被集体性地遗忘。汪晖提醒我们:要激活这一遗产,必须对之重新“政治化”———也就是历史地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整体性地否定或辩解。①汪晖的讲演提供给我一种探讨问题的独特框架。在这里,“政治”显现出真实历史的张力/对抗关系,也显示出“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②在价值日益单一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发展”、“竞争”、“市场”理念占据主导的时代,“政治化”作为一种策略,或许可以协助我们刺破消费社会表面的“多元幻象”,恢复我们对于真实历史的感知。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艺术/文学的“审美”、消费,已经深深闭锁在“个体神话”之中。这正是某种历史后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急切地宣告与前改革时代“丑闻性总体化”规划(计划经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断裂”。市场崛起,艺术/文学的商品化加剧。“艺术/文学自律”与大学的知识生产、教育体制化紧密相连。如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所言,审美的解放性从来不可以被先验地认知,而需要我们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不断揭示。韦伯所论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分化———审美的兴起取代了宗教的救赎,的确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框架,但我们还需要将其进一步“政治化”。比如中国80年代的“美学热”就释放出不同于韦伯这一探讨的历史特殊性:中国知识分子想象“西方”的热情和对于自由民主政治规划的潜在期待都从中表征了出来。我想说的是,面对已经受到“审美意识形态”(以目的论诸种形态出现:神秘的“美”、人性等等)污染的艺术/文学,针对审美形式的批评就必须重新“政治化”。这一批评试图“恢复我们对于具体境遇的感觉。”①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激进的“陌生化”策略:对于“现实”的熟视无睹来源于某种感知方式的麻痹,要重新感知到“现实”,必须重组“现实”。 一 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②中,有数段主人公刘好(身份为三轮车夫)回想往事的片段,诉说了她和前妻贺文兰“结合—离异”的经过。电影画面被处理成“旧照片”模样:“暗黄色”的着色,仿佛已经恍然隔世。这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而然———时间逝去,时空相错,用不一样的颜色来铺陈底色,似乎根本没有问题。这一“形式”无声地表达了最低限度的语义内涵,省得某个多余的“旁白”再来解释一通:“那是……年前……”。电影这一颜色处理想让人“捕捉”住一些意义,但我们或许应该读出更多的意义。套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逻辑,看到镜头,读出“暗黄色”这一涵义仅仅是第一层次,我们无疑会联想到第二个“神话”的层次:某种时间已逝的感知、一种怀旧情绪、一种尘封在历史中的标记。这一“暗黄色”家族几成了一个“系统”:一张充溢着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摩登风情的老照片,无数古旧而又恰好为黑白相机及摄影胶片所捕捉的形象……怀旧的本源在于某种缺失,某段历史的无法追回,某种东西“永不在场”。这是一个与我们相异质的时空。然而在这里体验到这样的“怀旧”或许会是一种“误读”。虽然产生于同一种逻辑之下,电影所采用的这一手法也可被读作将一段尚未成为“历史”的生活“封闭”在暗黄色的框架之中,让其窒息在“异”的空间里,好让它不再骚扰我们的世界。简言之,“暗黄色”提供了一个暗号———暗黄色之中所有已经是“历史”!“怀旧”是一种对美好往昔的追忆与建构,而这里却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一种“历史感”,以区别于“现在”。用汤普森的理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操作:合法化—叙事化。用镜头来讲一个故事,制造“历史”的永不复归。③我们极容易穿过这层薄薄的“暗黄色”,直接去面对颜色背后的故事。不过,形式之分析或许是不可绕过的,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提醒了我们:“必须剔除对于意味内核(kernelofsignificance)和对梦的‘隐含意义’(hiddenmeaning)的迷恋。这就是说,剔除对隐藏在梦的形式后面的内容的迷恋,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形式本身,集中于梦的作品之中,‘潜在梦思’从属于梦的作品。”④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十分逼近了詹姆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形式’被解作内容。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研究无疑是以狭义的技巧和形式主义分析为基础的,即便与大多数传统的形式分析不同,它寻求揭示文本的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程序的能动存在。但在这里所论的分析层面上,辨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