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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条款规范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研究现状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性改革之一。当前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新一轮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实践已经蓬勃展开，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让人眼前一亮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屡屡出现以改革之名行攫取公益之实的事件。以适宜的改革理论、方法与观点来评价和指导实践已经是现实亟需。而另一方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理论观点却分歧重重，截然相悖者并不鲜见，并未形成关于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作为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未发挥其基本法的规范作用，即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基本路径和制度框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国内学界将该条款视为陈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宣示性条款，而未将之视为一种规范性条款，从而深入剖析其规范含义的窠囿有很大关系。国内学界关于该条款的论述寥寥，主要包括:第一，该条款是一个论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款，主要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而该条款所确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特征之一出现的。①第二，该条款是对国家政策的一种表述。有观点认为，此类条款对国家政策的表述，与宪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相冲突，不应当成为中国宪法的条文。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此类条款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宪法的不稳定性，但农村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规定而存在。③第一种解释处于通过社会现实力量对比关系来理解宪法现象的“宪法的社会理论”脉络中，④更倾向于从体现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政治要求的角度来解说该条款的正当性。比如“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有利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理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⑤虽然这种解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历史说明或目的说明的性质，但是以“政治正确”为前提的解说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条款本身法律性质及其在法秩序中作用的探讨，而且阻隔了从活生生的现实语境来观察该条款现实影响的可能，从而放弃了追问:政治的逻辑是否如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真实的生活?第二种解释基于世界上成熟的立宪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基本秩序的建构大多采取经济权利的扩张或者限制而实现的，以及宪法的安定性是根本特征之一，⑥而现行宪法对经济制度的具体化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宪法的不安定等理由，将包括宪法第八条在内的条款看作宪法中的一类“不恰当性条款”。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自然也就对细致研究该条款的法律意义兴趣寥寥。事实上，从尊重实在法的原则出发，只要不是极端的恶法，就应当采取法律信条论的观点，“在现有情况下”来思考，⑦更何况一旦认真对待宪法，略微采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已经开始揭示类似条款在中国法律秩序中的独特作用。⑧总体上，两种观点都没有从中国实在法语境下追问该条款的法性质，也就无法揭示该条款与宪法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之间、中国法秩序的主导价值和原则之间以及中国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二)研究不足的社会后果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规范意义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否已经或者可以被设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对此问题回答如果为肯定，则强国家－弱集体的权力权利格局就被生成———国家就被赋予了实施推进该制度所必须的手段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集体经济组织则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权，只能视为承担实施特定社会主义经营制度职能的特殊社会组织。反之，则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仍然可以适用国家与社团的一般法理———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产物，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完整的社团权，国家唯有在社团自治出现明显缺陷或者力所不及的情况下方得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对该条款尚未深入研究，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情况比比皆是，与该宪法条款相关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出现了某种混乱、动荡和矛盾，这一情况表现于现行法律体系、国家政策、农业经营实践和学术讨论之中。第一，立法上的立场不明。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应当作为制定相关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相关普通法律不仅不得和该条款的规定及其精神相违背，而且应当以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来积极实现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目的。但是该条款作为法律规范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现行的相关普通法律也就难免出现立场不明、忽左忽右的情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是该条款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