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pdf

父亲头部数次开刀瘫痪在床，凌厉的病魔抽空了他的精气神，黯 然的双眼偶尔星光闪过，如剑划开时空，让我看见他岁月峥嵘，连参 军都那么富有戏剧性。 那是1950年冬，解放军第18军54师文工队在宜宾招收文艺青年， 17岁的父亲因错过了报名，在新兵出发点名时，一刘姓新兵未来，他 即冒名顶替参了军。 根据 18军进藏路线部署，54师从宜宾出发，全力开展修筑昌都 至拉萨的公路，师文工队要把下达的任务、好人好事编成秧歌舞剧和 藏族舞蹈表演，还要做沿线部队、藏族僧俗、各族群众的宣传鼓动、 解惑释疑等工作。顶着别人的名字在部队行军演出，父亲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从乐山至甘孜，每临演出前搭戏台，他抢着爬上十多米高的 地方“倒挂金钩”拴拉帷幕的绳子，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高原 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眼睛充血，以致他的脑部受到很大损害。 徒步到了西藏，在任何一个宿营地，他争着拾牛粪柴禾、砌灶头、烧 开水，尽量把方便让给后续来的同志；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得先走几 十里去买粮，再背粮食回来做饭。 我想，他当时积极表现，恐怕是冒名顶替底气不足，怕被部队发 现退回去无颜回家乡吧！ 部队每到一驻地晚上要开会，总结一天执行纪律的情况，互查有 无掉队、畏难消极情绪，父亲几经犹豫下决心主动坦白顶替参军的由 来，组织考虑到父亲的初衷和表现，情有可原，就不再追究恢复了他 的原名。 过了昌都，部队的口粮出现短缺，文工队在进藏途中很受欢迎， 父亲他们每天要克服饥饿和严寒，背着自己的行李、帐篷、彩旗，演 出的道具等走几十公里，有时一天要给部队、驻军和老百姓演出两场， 不错过一个村庄、一个观众；有次到边防演出，连续行军48小时，走 了90公里，翻了一座大雪山，连演三场未睡觉，非常疲累，但一上台 就精神抖擞，夜间演出没有灯就燃起篝火，父亲吹笛子，常常手指冻 得发僵，在火上烤一烤继续吹，演出结束后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 了…… 更险的一次是，父亲他们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山上气候恶 劣，寸草不生，雪粒狂飞，打得脸生痛，眼也睁不开，走一步喘几下， 胸口憋闷像压着大山，头晕眼花、口干身麻，顾不得高原反应，即刻 搭起帐篷，在雪峰垭口迎着刀削似的寒风，舞动红旗、敲起锣鼓、唱 军歌、打快板、喊口号，此起彼伏地接力歌舞，为过往的官兵宣传演 出，鼓劲加油；当在第一个山头的鼓动完成后，再赶到第二个山头、 第三个山头再鼓动宣传。高寒缺氧，剧烈运动使父亲和战友们气喘吁 吁身体几近瘫软，他的二哥，在雪山顶上唱歌，因体力不支昏倒了。 父亲坚强地支撑着，看见奋力攀顶的官兵们，以高昂的气势翻过雪山， 并对文工队的演出给予支持鼓掌时，他自豪骄傲，觉得再累再苦也是 值得的。 1952年初，父亲他们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一千多公里才走到拉萨， 接着又响应“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顶着早春二月的凛冽寒风， 早起晚归，披荆斩棘，在拉萨河边开垦出了50多亩地。在那艰苦的岁 月，父亲始终勤奋积极，总结会上被记了四等功，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父亲热爱学习，成了一生的常态和自觉。1952年父亲参加了西藏 军区举办的藏文高级训练班培训，课外找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很 快能写能读能译藏文，有时他发急一出口说的竟是藏话；他还翻译西 藏古老谚语、寓言和民间故事等，在一些出版书籍上发表。由于成绩 突出，就留在藏干校当教员，大伙喜欢这个聪明风趣又热情、精神始 终处于巅峰状态、待人亲如兄弟的老师，给他取名“左左”（藏语意为 积极主动）。 1956年，我父母亲又调到了咸阳西藏公学院当教师。当时学校的 任教老师大都是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水平，为了跟得上 学校的要求，每天恶补文化。那时候我和哥哥已牙牙学语，母亲要备 课，还要带我们，实在很辛苦。而父亲赶着恶补知识也让母亲共学， 不管不顾我们，母亲对他颇有微词，他却依然乐此不疲。1957年，张 国华将军到西藏公学院来视察，讲话现场需要一个藏文翻译，学院推 举父亲当现场翻译，效果出奇的好。 父亲重返西藏昌都工作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写作，又爱上了书 法，用脚踩着铺在地上的大纸，拿个烂扫帚蘸墨酣畅淋漓的书写，气 韵富含唐风汉赋，曾经昌都地委大门影壁上，用隶书写的毛主席语录 就是他的杰作；又迷上了国画，在包装的书皮上，信手画些山水花草， 再配上自己的诗，十分的典雅致远……如此不息地各式学习，直至陪 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说起父亲的恋爱，走的是婉转线路。那时驻藏部队发出“长期建 藏，边疆为家”的号召，解禁了部队将士谈恋爱，彼时追求母亲的人 不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