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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 Arabic 1 — 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邹月华   己的观点。丁和根副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中，对荷兰学者关于新闻文本结构研究作了评析。陈堂发老师也对新闻真实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在应对新挑战中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其《影响力经济：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一种诠释》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研究传媒经济涉及传媒产业的本质，即影响力经济，而影响力凝聚着巨大的社会关注，这是因为文化现象的价值实现不同于实体经济，媒介产业具有社会能动属性。影响力的来源有三个环节：一、通过规模化竞争和技术竞争这两种基本竞争手段来增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接触率；二、在较高接触率的基础上，保持受众的行为忠诚度和情感忠诚度；三、实现价值提升。在电视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围绕收视率展开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的状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王辉通过对栏目扩容，实质性内涵的解析，提出荧屏新闻大战，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电视新闻观念发起了挑战，即：现场化挑战信息化、主观式挑战客观式、进行时挑战完成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则认为新闻学创新既要有理论兴趣，也要有理论勇气。创新的过程是快乐的，同时也是充满风险的。他提出，新闻学科建设应做好几项具体工作，即：界定基本概念、重视原理研究、广采众家之长、积极准备国际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教授呼吁要重视新闻业务理论的创新、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媒体重实干，但缺少理论研究，因而新闻改革经常卡壳；而在学校的业务教育中，新技能不能及时进入教学程序，即使进入，也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所以，业务教育相对滞后。因此，应力图寻找新闻媒体与院校的交叉点，加深对业务理论的探讨，并吸收传播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此来提升其学术水平、理论层次，同时加强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的知识形态现在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一位指出：新闻将超越对线性时间的追逐，适应于所有时间，从容地提供时代所需要的事实；人们有能力处理更多的事实，提供关于事实的全新理解；新闻不再是职业媒体的垄断性知识，形成更开放、竞争更强领域；新闻知识标准将被突破,面向不同公众群体，更灵活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但这不意味着职业新闻的灭亡，职业新闻生产会变得更有活力。另一位指出，要警惕不加区别地将公关、广告等学科胡乱与新闻教育和研究嫁接。近年来商业主义、新媒体对新闻的冲击,新闻质量下降，新闻与普通信息、宣传的区别越来越不被重视。需要重申新闻对于民主的重大意义。今天要突破新闻研究的困境,需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  经过我国传播学界部分学者的多年努力，“媒介环境学”已在学术上立脚。这年有研究者梳理了这一学派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和认识过程。由于国内学界有人用“媒介生态”之说讨论媒介生存的环境，以致一部分人错误地理解了“media ecology”关于“鱼”和“水”经典比喻，定名“媒介环境学”是要与中国式的对“媒介生态学”的误读区分开来，强调媒介如何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一学派为什么重视技术的变革，试图将媒介变迁推向怎样的结论。有人在绘制环境学派的知识谱系，但对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学统”提出了质疑。认为，莱文森主张技术向着“自然状态”的“回归”，暗示了回归前的技术是非自然的，这恰恰违背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自然”的认识；文章提炼了莱文森思想中比重不高的黑格尔绝对精神，认定这是莱氏“人性论”的起点，认为莱文森背离媒介环境学派“作为环境的”的媒介视角，对媒介进化的解释自相矛盾。关于这个学派的未来走向，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哲学是其理论源泉，媒介哲学则是其理论归宿，我们需要继承和深挖的是其理论所蕴含的“技术/媒介即控制/权力”的人文忧思。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常常分工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笔者在这里使用“分工”一词，意在强调这种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因为实际操作中，这两种研究也可以混合展开，基础研究中有应用研究的部分，应用研究中又有基础研究的成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不是研究方法的分类，而主要是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当然由此也会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同，但后者不是本质的。基础研究承担的任务是：拓宽学术领域，深化认识层面，填补研究空白，推翻原有结论。而应用研究担负的任务是：回答实际困惑，解决重大问题，创新运行机制，改换操作方法。  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确立新理论、创造新方法的历史。学术创新是分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新的观点、概念或理论体系；二是提出有价值、有科学意义的新问题；三是开拓前人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