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_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docxVIP

— PAGE \* Arabic 1 — 485_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 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  ：卢毅先生  众所周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的关系长期不睦，甚至几乎对簿公堂。至于其中缘由，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解析。如有论者认为这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所致，而有论者则认为此事是由于顾颉刚向陈源透露鲁迅“剽窃”盐谷温而引起，还有论者认为二人是受小人播弄。[①]以上诸说，皆有各自依据和相当道理，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不过，有二个因素似乎迄今尚未见有人提及，故笔者拟就此再作阐发。  一、治学旨趣的差异  历史地看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分属于近代中国的两代知识分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治学旨趣的差异。相比较而言，鲁迅更接近其师章太炎。章氏虽然曾在《国粹学报》刊行三周年的《祝辞》中提出“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主张，但那主要是针对“学以干禄”的康梁等人而发[1]208，至于其内心则始终是以　“经世致用”为宗旨。他在1921年的一次讲演中便说：“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　[2]620对此，张君劢曾剖析说：“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他并且指出：“大部分东京留学生都是热心政治，所谓求学不过是在政治活动中以求帮助自己智识之一种手段，很少有人以学问为目的，以努力学问为终身事业的。……至于真正研究纯粹学术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3]389-390此论断或不无过当，却也较深入揭示了清末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与鲁迅等人的治学旨趣。  而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民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则对政治产生了一种疏离甚至强烈排斥的情绪，从而立志一意向学，并且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这尤其以顾颉刚为代表。早在1920年5月，顾颉刚就应罗家伦之约，为《晨报》“五四纪念刊”撰写《我们最紧要着手的两种运动》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出要改造中国，最紧要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首先，“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在政治上代一般人负责；是要唤起他们的自觉心，让他们自己去负责。”其次，要进一步开展学术运动，“一个人不要去处置事情也罢，倘然要的，便非有学问不行。……大家有了做学问的诚心，自然使世  界上的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胡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4]显而易见，顾颉刚认为学术建设比政治运动更重要，只要“大家有了做学问的诚心”，恶势力便会自然消除。鉴于此，他在1921年6月9日致好友王伯祥信中便表示：“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5]36  1926年1月，顾颉刚在《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呼吁说：“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写道：“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固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说的，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我们如果承认学术机关是确以提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的工作的，那么他们就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原没有什么错处。”[6]在此，他更是将其“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发挥到极至。稍后不久，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又强调了这种观点：“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他并且说：“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不过话锋一转，他接着则公开批评章太炎：“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在这许多地方，都可以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5]25-27  对顾颉刚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当时有不少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石岑在1924年元旦致吴稚晖信中即曾说：“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7]91-921926年，周予同在《顾著的读后感》中也称赞：“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读书著述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他生命所喷发的火焰，也就是他的艺术生活的表现。……因为这正是超功利的，这正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