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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殊教育高考改革探讨 一、障碍的社会文化意涵 在高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为避免“制造”更多所谓障碍的学生，为避免特殊教育高考沦为复制不平等的工具，障碍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反省“障碍”的历史建构和社会意涵，他们甚至更为尖锐地指出，传统生物医学观统领下的特殊教育、特殊需要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从障碍的医学模式到社会模式，不仅使得我们认识到“障碍”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而且不同的障碍理念取决于人类社会对障碍人士以及对人类自身生命过程的不同认识。 （一）从障碍的个人标签化到普通人群的障碍常态化 传统医学模式认为障碍者在病理和生理上是“不完全”的，因损失了主流社会非障碍人士拥有的所谓“普遍“”常态”功能，使得障碍状态成为不可改变的个人悲剧，有关障碍的议题处于社会议题的非主流状态。障碍社会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障碍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障碍者群体中的一份子，障碍是一种普通的经历。特殊教育之所以隐含着社会偏见和歧视，一是源于这种对障碍的非常态化认识，二是因为特殊教育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着重处理的是弥补身心障碍者的身心损伤，而不是发展他们的潜能和长处，不注重教导他们处理障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与他人互动，因此才导致特殊教育成为制造障碍的场所。 （二）从障碍的个人属性到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性 障碍者个体层面的身体损伤、障碍事实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以心理、医学为特点，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残疾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此种障碍解释范式从18世纪末特殊教育诞生，直至20世纪中期一直占统治地位。20世纪末兴起的障碍社会模式更注重的是生理损伤后的社会性障碍，注重从社会层面来讨论障碍者需求的外部社会限制问题。如果单纯从医学生物损伤角度考虑特殊教育，其运作只能是名义上为社会行为上“不正常”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学生一旦进入特殊教育体系便注定被污名化，“也就是说，忽略了障碍的社会文化面的结果，使得特殊教育机制成为将障碍学生社会化成障碍者的机制”。这也是目前许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在普通学校“混”，也拒绝接受特殊教育的根本原因。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观则要求不仅对障碍者当前的功能水平和教育康复需求进行评估，还应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个别化支持服务，尽可能减少次级障碍的生成。由此可见，障碍者的教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更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合作才能改善社会支持环境，提供解决障碍议题的根本策略。 （三）从被动的社会救助对象到主动的积极公民 虽然障碍人士在生理上与普通人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没有好与坏、正常与不正常、完全与损失之分，而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体现，障碍人士与非障碍人士之间是平等的共生关系。秉承着这种理念开展的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关注的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和哪些具体的支持能够改善和提升障碍者个体现有的功能水平，以使其享受到高品质生活，而不再着眼于个体的缺陷和不足。思维模式的转变使得障碍者在面对自己，人们在面对障碍者时，态度都由消极转向积极。这既有助于切实解决障碍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有助于改善社会对障碍者的认识和态度，更切合和谐社会的宗旨。 二、从障碍社会建构观审视特殊教育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 障碍解释范式的转变与特殊教育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MargretA.Winzer曾将特殊教育的发展史分成五个阶段：没有教育机会阶段、机构式教养阶段、特殊教育立法阶段、特殊教育专业化阶段和特殊教育班级化阶段。障碍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以单招单考为代表的特殊教育高考制度。 （一）单招单考存在“制造”障碍学生污名标签的可能 2003年北京联合大学率先实行障碍者高等教育单考单招。单考单招从普通高考制度中脱离出来是因为普通高考制度无法满足特殊学生的教育需求，脱离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达到招考精致化的目的，二是在于突显普通高考的特教功能缺失问题，以期改进。单考单招是指由高等院校单独命题、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录取，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标准都明显低于普通高考。即使特殊生与普通生毕业后颁发相同的大学毕业证书，但入学时的低标准仍会影响人们对于特殊毕业生能力的看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缺乏职业辅导、辅具、政策、观念等社会支持的障碍者大学生更是处于劣势。这种由特殊教育高考制度无形中造成的障碍，是障碍者大学生通过何种努力都无法消除的。 （二）单招单考存在“制造”障碍学生受教育权不平等的可能 根据《2013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有7538名障碍者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1388名障碍者进入特殊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