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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意义 摘要：作为一种制度，党内法规制度的百年变迁是理念、规则、对象、载体等制度要素不断演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法治理念不断内化并成为党内法规制度的灵魂，间接地体现在一切规则之中；规则实现了形式与逻辑的逐渐统一，使党内法规制度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和规范化的意义；制度对象从微观到宏观的升级，使党内法规制度有了明确的运行场所和作用范围；体系化、规范化的文本载体表达，将党内法规制度各要素以结构的形式统一起来，并将其形式意义发挥到最大化。这些要素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过程中，使党内法规制度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功能和意义，对明确党内法规制度界限、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秩序、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法规制度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些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制度哲学角度来看，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个系统，是由理念、规则、对象、载体四大结构要素组成的，它包含着“制”(限制)与“度”(标准)两重内涵，同时又以组织色彩与系统轮廓为保障。党内法规制度的百年变迁，是党内法规的理念、规则、对象、载体等结构要素发展、丰富并趋向体系化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规范自我管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更是党内法规制度通过适应性改造，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历程。梳理并研究党内法规制度的百年变迁，尤其是明确党内法规制度结构要素的体系化变迁历程及其逻辑特征与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一、理念：法治理念的不断内化法治理念作为党内法规制度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间接地体现在党内法规的一切规则和环节之中。在党内法规制度的百年变迁中，法治这一价值理念以不同程度的实体化和具体化形式贯穿于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精神。法治理念的不断内化，是党根据自身面临的任务与目标而判断、选择、调整的结果，也是党对自身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一)以纪律约束为核心的“法”特征作为具有党章性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标志着党的诞生，同时也开启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历程。在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阶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导向，围绕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党内法规”的提出，即“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虽然此时的党内法规核心理念是“纪”,但在其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含有“法”特征并体现出一定的“法”理念。其一，强调党的纪律在党内的普遍遵循及其约束性与强制性问题，体现出党内法规制度浓厚的“法”特征；其二，党内法规逐渐发展出的显性的区别于党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法”建设的相关内容，是党内法规制度“法”理念表达的一种方式，当然，此时的“法”建设与“党规”初现时所表达的纪律约束的理论内核是一致的。无论是使用“法”这一用语，还是赋予党内法规普遍性、约束性和强制性特征，此时的党内法规制度以文字上显性表达、特征上隐性传输的方式将“法”这一理念注入到党的建设中来。(二)以制度治党为核心的“法”规范以纪律约束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对党内法规建设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然而，此时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仍是“运动式”的，还未走上“法治”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党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重视党的制度建设问题，由制度治党开启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其核心由纪律约束逐渐发展为内涵更为丰富的依规治党。在制度治党的价值选择下，党内法规制度不仅明确了党的建设发展方向，还逐渐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尤其是党规保障国法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明确党内法规建设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方向，即“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向“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国家制度理念的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制度治党价值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开启了“法治”理念内化的新进程。在“制度治党”与“依法治国”双重理念交织下，党内法规制度开启了以“法”规范为核心的从理念到文本的内部建设，同时更加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的外部建设。正是源于内部“法”建设与外部“法”协调的内外需求，法治理念不断内化，成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价值与目标所在，由此亦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以法治为核心价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方向。(三)以法治建设为目标的“法”定位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