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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制定朝仪 大师风范 －－司马光评叔孙通制定朝仪（臣光曰 16） 刘邦嫌秦朝的条条框框太多，不但尽废有秦之苛法，也将朝堂上必要的礼仪约束一并废去。这样一来，朝臣无有规矩管着，就有点乱。比如正经的议事场合，竟有大声喧哗者。宴会场合，喝酒也没节制，有酒必喝，喝则必醉，进而耍起酒疯。有极个别很不自觉的同志，酒劲一上，想起自己的苦劳大大的，受赏却是小小的，感到委屈，竟至于拔剑击柱，肆无忌惮地豪哭。刘邦看看这实在不成体统，又一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儒生叔孙通乘机说，让我来试定一套朝堂礼仪如何。刘邦同意，但前提是难度易数不能太大，首先我得学得 会。 于是叔孙通就去山东招来三十个儒生，连他的弟子，一共百余人，还在朝臣中挑选了一些粗通文墨之士，就开始排练。叔孙通这个体系差不多是照搬秦朝的，而秦朝的宫廷礼仪则是吸纳六国的长处精炼而成。排练得差不多了，请刘邦来看首演。刘邦高兴地说，这个我会。 汉高帝七年（前 200），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奉命将排练成熟 的朝仪搬上朝堂。 于是肃静， 众臣按班就部， 静候阶陛之下。忽闻一声霹雳－－“陛下驾到” ，刘邦坐御辇，由侍卫抬着出现在殿堂之上，并且安座（此时胡床还没出现，也就不会有龙椅）。众臣依次“埋伏”在各自的位置上，只允许头仰 着，依次向皇帝称贺。礼毕，上不许喝醉的酒－－“法酒” ，众臣又依次起身向皇帝称贺。负责监察的御史将有违礼数的 官员一律逐出殿外。 这样，酒终九巡， 大殿上没一人敢吭声，遑论喧哗了。刘邦巡视仆服的众臣，这才体会到当皇帝原来 如此之派，不觉龙心大悦，当即提拔叔孙通为“太常”－－九卿之一，赏金五百斤。 司马光“臣光曰”第 15 篇评论了此事，但一开口就批了二个人。一是批叔孙通小器，只简礼的皮毛作文章，只懂得趋 时媚俗，弃礼之大用于不顾，以至礼的实质精神没传下来，倒传了“糠粃” ，想来都心口痛。二批刘邦不学无术，好好的古典文化不学，却学这没用的快餐文化－－他要叔孙通搞简单一点，便是将礼定位在繁文縟节上。要真心诚意请个大儒来当老师，真正学到先王之礼的本质精神，汉初的规模气象，或可还要抬高一个层次。 那么礼真只是繁文縟节吗，或者说礼有什么大作用呢？司马光说：“礼的功用真是太大了。以身行礼，动与静就有了规 范，行事也就不会违背法度； 家事有礼， 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和睦融洽；乡村讲礼，人人就会遵老而爱幼，社 会风俗也就淳正清明；以礼治国，君臣之间就尊卑有序，政治举措就更加得当而有成；以礼来安天下，诸侯就会诚心顺服，法律纲纪就会不偏倚。礼难道只是用在宴会之上、门庭之间维持秩序的吗？” 司马光这番话，最能体现儒家的道统。而儒家虽有点理想主义的倾向，但它的最大特点是，培养起民人的敬爱之心，自 律之心。 诚如司马光所说， 人而心中有规矩， 自然琴瑟谐和，九族敦睦。 出外做事自然也不会乱来， 长幼有伦则风俗向好。之后邦国君臣不祸起萧墙，诸侯向化，无有叛逆不臣之心，天下就不会乱。这个工序费时费力，但如果做得好，就能实 现最大的政治清明。 缺点是以圣贤标准一刀切， 因为做不到，容易起伪，比如伪君子伪道学。 而法家的最大优点是务实，强调用高压的手段来强迫民人守 法。韩非就主张“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重，就是严酷；必，就是坚决。 对臣民的处罚必须心狠手辣、 从重从快，使臣民胆颤心惊。它的长处是有利于建立铁一般的纪律，民 人服管教、守规矩、听招呼。但缺点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容易钻空子，上下其手，暗箱操作。以至民人尽管守法，但变得麻木，缺乏真情（民免而无耻） 。 董仲舒看到儒家的自律精神不能丢，汉武帝看到法家的高压手段不能没有。于是而亦儒亦法，内儒外法，吸纳了两者的长处。中国社会因此兼有儒法的精神。 当初叔孙通来山东一共招了三十二个儒生，有二儒不肯去，并当面指责叔孙通：历仕秦始皇、二世、陈涉、项梁、楚怀王、项羽及刘邦，凡七主，一贯趋炎附势；而目下形势是，天下初定，战死的人还未得到妥善安葬，受伤的人还未得到悉心护理，就急着兴礼乐，有这个条件吗？要兴礼乐也要等积德百年之后才可以。 原二儒之意，是要先养起亲爱之心，才能兴礼乐。这符合儒家的本质精神，司马光援引扬雄的话，称赞这两位不知名的儒生符合大儒的标准。 所谓“大儒” ，就是至始至终心中都有一杆称，不管何时何地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胡乱让步，扬雄名之曰“规矩、准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人，必要坚守自己的学术底限，为趋一时之利而折价出让学术操守的事，决不能干。叔孙通 则是媚俗媚到出卖了自己的学术修养，所以“器小” 。 有人不同意了，这么说来，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周 游列国， 也是不对的了？不错， 孔子确有 “待价而沽” 的话，但那是待价而沽，不是折价甩卖。当年孔子困于陈蔡之间， 师生一起分析四处碰壁、屡屡受挫的原因。子路建议自我反省，看看是否我们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