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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新经济论文 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