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考作文素材之文化与时代（二） 教学设计.docVIP

对话樊锦诗：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中国网2017-05-1813:10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79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初次见面,樊先生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她的话语淳朴、直接而生动，体现着一种毫不矫情与做作的大家范儿。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初遇敦煌，“目的不纯” 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 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再见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就把她调回来，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等真正结婚的时候，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说起爱人，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他们能做到，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 扎根敦煌，无怨无悔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文革，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即一定要保住敦煌！ 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房屋建筑被捣毁。相比孔庙，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全都是泥巴的，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敲它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 “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那文物就完了，”提起当年的事情，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神情分外动容。我们知道，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 文革中，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