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视角下自由裁量权的规制.docVIP

刑事和解视角下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一、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它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被害人见面，并责令其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这种方式逐渐转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 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 　　在我国，刑事和解尚处于探讨和小规模实践的阶段。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将调解限于自诉案件，但在司法实践当中，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刑事和解已经被包括上海、浙江、湖南、江苏、云南、吉 林、广东、福建等地的省级或地方司法机关所采用. 　　作为一项首先由实务部门探索而非理论界推动的改革措施,这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 — Offender Reconciliation ，简称VOR），可以概括为在犯罪发生之后，通过调解人的帮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接触和交谈，通过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 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能够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一）刑事和解的缘起 　　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为了追诉犯罪、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步步推进,最终实现刑罚权。在此过程中,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难以左右诉讼的结果，只能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诉讼，并且按照诉讼角色的安排继续保持一种对抗关系。这种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案件数量与有限审判资源之间日益突显的矛盾，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希望协商解决纠纷的实际需要，开始让人们意识到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遂具有了天然的市场。刑事和解制度几乎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理念截然不同。是一种高效率下的契约式治理，它不仅以纠纷的真正解决为出发点，充分考虑诉讼主体的现实利益，注重当事者之间通过“合意”完结诉讼。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显现了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 　　1、刑法谦抑性原则带来刑罚人性化趋势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充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或抑制不必要的重刑主义倾向，即可罪不罪时,则不作为犯罪处理;可刑罚可不予刑罚时,则以非刑罚方法处遇之；可重刑可轻型时，毋宁施以轻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决定了对犯罪人的刑罚威慑始终是最后的堡垒. 　　从刑罚的发展趋势来看，从以“肉刑、死刑”为主的刑罚方法体系向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方法体系的，是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产生的，社会越文明，刑罚越趋轻缓。正如贝卡里亚所说的，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 在人类治理犯罪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刑事制裁无疑不应再是对犯罪的唯一反应。作为案件的解决方法,刑罚性的解决并不是最理想的，用来对付犯罪现象的手段多样化了，可以是非监禁性的，甚至是非刑罚化的，比如调解、和解、赔偿等。 　　2、刑罚个别化理念带来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的软化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都是由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最先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坚持罪刑相当原则，就要求有罪必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无论是轻罪重罚还是重罪轻罚,都为罪刑均衡原则所禁止。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相当原则的确立,相对于封建时代的罪刑擅断而言是刑罚制度的伟大进步，然而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弊端：它们只规定了犯罪的一般情况，忽略了不同犯罪的具体情形，为了获得法律上的普遍正义,却经常以牺牲个别正义为代价.同时，限制了裁判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法官变成了“自动售货机”，机械适用法律，使刑罚适用缺乏灵活性。 　　由于上述不足,刑罚个别化观念应运而生，它是建立在以个别预防为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刑罚理念,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