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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网络生存问题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显然，批评家进入网络，更愿意选择实名而不是匿名，选择博客而不是论坛，因为实名可让他延续现实社会中的文化资本与学术权威，受到更多点击与关注，而博客中博主的中心地位与权力掌控(删帖、禁言)，则契合了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心理体验。进入网络，意味着言说情境的新变化，批评家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这是让学术走出书斋的机遇;而联系到几年前出现的“韩白之争”、“玄幻之争”，这一越界行为可能也预示着某些未知的危险。 一、“凝视”的转换与权力的衰微 批评家既言“批评”，他就有对作品“观看”的资格，这意味着一种权力。目光的凝视内蕴着权力的争夺，福柯以医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赋予医生“看”的特权。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看”，病人“被看”，前者是“我思”的主体，后者被简化为供审视的客体。医生用目光扫视病人的身体，分析其病症，给出真理的认知，确立了自我的权威位置。“凝视的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1](P89)这种凝视与权力运作机制同样存在于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是“凝视”的主体，他选择、甄别、“观看”文本，实行价值判断，在把文本、作者对象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言说权力，并通过大学教学与文学史排座次把它们转化为教诲性、真理性的语言。对那些名作家来说，他们可适度摆脱这种凝视压力，因为他们已然经过多次“凝视”而“经典化”，成为批评家目光注视下的合格或优秀选民;而初涉文坛的新人，或“层次不高”的通俗文学，则会充分感受到批评家的眼光压力。对前者来说，他必须在目光凝视下，在这种评鉴与询唤机制中把观者的价值判断加以内化，按照其要求检视、调整自己的写作，完成自我的成人礼，从而获准加入作家队伍的合法性谱系，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如同“保姆”(正如“韩白之争”中解玺璋称批评家白桦为“80后”文学的保姆);对后者来说，则因其一贯被判定为情趣不够高雅、“文学性”不够纯粹而遭到驱逐(正如“韩白之争”中，白桦认为“80后”文学“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判断)，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变成了文坛的清道夫。这种“看—被看”的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在古典医学时代，医学凝视居于配角地位，医生主要靠想象来推测身体内部的神秘运作，身体的黑暗与不可见性抵制了医生刺探性的目光，然而，现代医学却借用各种先进仪器将不可见性变为彻底的可见性，探视的目光能够扫遍身体的每个私密角落，从而将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文学的传播同样经历了由“不可见”到“可见”的过程。在出版机制与现代批评体系尚未建立的前工业社会，作品与读者直接见面，在读者之间自由传播，这是一种荒野文化，它不需要有意识的照看、管理与监督，只是原始的自我繁衍、自我播撒，从而保存了文本的民间性、原生性、异质性与丰富性。现代批评体制与发表渠道在作品与读者之间设置了挑选、甄别与价值估定的中介环节，强调了作品的可见性以及专家“凝视”的必要。作品想要在正规的纸质文学期刊上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筛选或批评家的阐释。那些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学规范的文本或者在对读者发生“污染”之前被有效地清除、隔绝，或者作为一种反抗形式，绕开凝视机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之间秘密流传。作品的评鉴与发表机制的建立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改造与训化运动，它消灭、瓦解或调整写作的自主性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确保文本与作者的身份、属性及数量都变得清晰、确定与有序可循。总之，居于“看”的位所并确保对象处于“可见性”之中，成为批评家获得“立法”权力的真正根源。然而，网络媒介的兴起似乎重新恢复了写作的前现代荒野文化，并改变了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与力量对比。作品不再充分“可见”了，而是模糊与晦暗不明。“不可见性”首先表现在发表的便利与快捷，这规避了传统批评机制中繁复的凝视目光，形色各异的作品都可以与读者直接见面。传统文学是田园，批评家是园丁，所有的花都要经过浇灌、施肥、捉虫、打药，现在则是荒野，各种不请自到的鲜花与杂草一起疯长。急剧增长的溢于体制之外的不稳定、不可控的风险，让惯于从立法者逻辑出发的批评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田园被野草侵吞，担心高雅文学被庸俗文化取代，意欲介入、干涉，有所行动，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说资格已然边缘化，他们的裁决与立法根本触动不了靠读者、市场运行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与走向。 与此同时，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可见性”。写作与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无数网民在写作的集体狂欢中每日生产着海量的作品。批评家的立法是“去芜存精”，挑选经典，按照立法者的逻辑，他至少应该阅读并深入理解相同类型的绝大部分作品，才能保证其价值判断具有说服力与立法效果，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