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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基础研究 一、文化遗产保护同宪法的关系 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精神理想，“文化国家”的理念古已有之。“在古希腊罗马时，认为国家、宗教与文化是合而为一的。就此而言，国家是与文化相结合而交错的，‘文化国’思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已存在。这个思想与希腊民主及罗马共和的源起一样久远。也就是说，比起近代宪法的法治国与社会国思想的兴起，‘文化国’在国家思想史上早已存在，文化与国家关系在欧洲的发展相当密切。”［２］８５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制社会当中，文化一体的“一体”却往往是建立在”一家一姓”基础之上的“一体”。那种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权力所造就的也只可能是一种人的精神“一元化”的文化一体。只有当历史走到近代以后，随着启蒙运动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在个体的精神自觉与思想独立真正从醒悟走向有制度的保障之后，“文化国”的含义才有了新的历史内涵，那就是充分包容了个性独立与多元思想后的文化一体。此时的文化一体依然保有着过去历史当中的一切文化留存，只是人们更加主动也更加自觉地认为这一切文化留存也是陶冶自身精神品位、丰富自身人生阅历的宝贵遗产。作为创造者的普通劳动群众也不再仅仅是文化创造的工匠，他们更加主动和更加自觉地共同维持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更加主动和更加自觉地要求参与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继承。至迟是在１９世纪初，“文化与国家首次以文化国的形式在概念上被连接起来，而两者传统形式上的结合也在此时开始分解，文化国获得了标志性的意义，始于国家法的实证主义理念盛行时期，在这种理念之下国家被赋予了新的职责，即新的‘文化目标’，而‘文化国’概念首次出现在宪法条款中是在二战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１９４６年制定的巴伐利亚宪法中。在这之后，１９７６年葡萄牙宪法也在类似意义上使用了‘文化民主’一词。”［２］８５－８６也就是说，人们开始诉诸作为社会根本契约的宪法，以此表达对自身精神文明享有的期盼。当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宪法完善了其自身的功能，丰富了其自身的价值内涵：从关照有形有相的物质载体，到关注潜移默化的精神导向；从注重当下权益的现实兑现，到谋求代际之间的精神共享。宪法作为国泰民安的根本保障，因为吸纳了对文化遗产的关心和帮助，益发显得鲜活文雅、有血有肉。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规定 “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现行宪法之中有独立记载。《宪法》第２２条第２款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考诸世界各国宪法，特别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文化遗产”也确为一公法概念无疑①。其中，既有作为国家义务，也即公民权利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如《西班牙宪法》第４６条规定：“公共权力保障保护和丰富西班牙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财富以及构成上述财富的各种财产。刑法将对破坏该财富的犯罪行为给予惩罚。”［３］１２００）；也有作为公民义务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３７条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有关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爱护历史文化古迹的义务。”［３］２４１）。既有作为国家制度的保护体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７４条第５项“联邦与各州的共同立法项目”规定：“保护德国文化宝藏，防止流出国外。”［３］７９８）；也有作为宪法原则的一般性规定（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２３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维护文化传统和人民遗产，并提倡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使各阶层人民都有机会为丰富民族文化作出贡献并参与丰富民族文化的活动。”［３］３６０）。“文化遗产”入宪情况如表１所示［３］。 三、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维度 就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定位而言，本文认为应该首先把握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维度。如上所述，就文化遗产之于文化国家的意义而言，文化遗产乃是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同时也是直接的载体，那么文化遗产保护理应成为一个文化国家致力于文化延续的根本性国策。而就文化遗产之于一国公民的意义而论，文化遗产又是一国公民享受精神愉悦与全面发展的重要实体，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就理应成为一国公民在文化生活领域内的一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从一国最高法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而得到承认与落实。由此，“共享文化遗产的权利”也就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在宪法公民权利体系当中的一项基本权利。 １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属性 当然，“共享文化遗产的权利”首先涉及到一个文化遗产的归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文化遗产权的概念，并根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将文化遗产权也分为２种类型：一种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权利。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物质载体，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权利被物权制度所涵摄，通常涉及对物质性文化遗产的占有、使用与收益。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