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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准扶贫下公共文化服务堕距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也是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关键因素。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频频进入政策议程，成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而精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首要利器，已构成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基于此，文化精准扶贫正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究的热点。在实践探索层面，文化精准扶贫对政府强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优化文化扶贫职责提出了新的要求及挑战。但从具体实际看，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履行、组织调整、政策安排及供给过程并没有实现与文化精准扶贫的无缝对接，导致文化扶贫效果欠佳。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精准扶贫的广范围铺开并向纵深层次发展，关于文化扶贫的学术研究逐渐打破以往不温不火的状态，成为相关研究领域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并且“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进入全面提升、全面深化、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然而，目前关于文化扶贫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扶贫基础理论、文化贫困成因及治理路径、文化扶贫体系建设及图书馆参与等方面，而以文化精准扶贫为切入，探究政府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学术成果也仅呈零星分布。因此，如何调整、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使其适应文化扶贫脱贫的实际需求及精准化要求，进而提高文化扶贫的精确性与社会效益既是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学术界理论研究应该解决的前沿问题。 1粗放救济到精准服务：文化扶贫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扶贫的理念与实践出现时间较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安徽省就已经开展了文化扶贫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广泛社会反响。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领导统筹全国文化扶贫工作，文化扶贫正式融入我国扶贫战略及政策实施体系。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发展，文化扶贫已从起初的地方性探索扩展为全国性实践，从物质扶贫的补充上升为扶贫攻坚的基本组成，其价值和功能正逐渐在实践中得以彰显。从过程维度看，以1993年为起点，以精准扶贫为节点，我国文化扶贫历程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1作为粗放救济的文化扶贫（1993-2015） 文化扶贫起初是作为一项精神文化救济措施进入政府扶贫体系的，并且在实践中经历了从点到面、从单一性到复合化的发展过程。自1993年起，新成立的文化扶贫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万村书库”、城乡儿童“手拉手”、“报刊下乡”、“送戏下乡”等若干个文化扶贫工程或项目，文化扶贫开始在消除贫困的拉锯战中发挥功效。1994年12月，国务院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文化及广电部门加强贫困地区文化设施建设，改善贫穷地区文化贫乏落后状况。1995年，中宣部会同文化部、农业部等部门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并延伸为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其中向贫困地区输送先进文化，进行文化扶贫是三下乡的基本内容之一。此后，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关于共同做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文明新村工作的意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府文件中，文化扶贫一直是政府扶贫规划及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发展为涵盖图书配送、文艺下乡、文化宣教、设施建设等多项内容的复合化扶贫体系。从具体内容及功能看，这一阶段的文化扶贫却具有粗而不精的缺陷，属于辅助性文化救济，而且政府本位色彩较浓厚。首先，该阶段的文化扶贫对贫困地区文化需求缺乏有效识别，片面追求供给“成绩”而忽视实际效果。大部分文化扶贫措施缺乏针对性，甚至脱离实际文化脱贫需求，只是贫困地区进行浅层次“大水漫灌”，扶贫效果并不明显。其次，该阶段的文化扶贫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经济扶贫，是经济脱贫的必要辅助和补充。从这一时期出台扶贫政策看，文化扶贫重在强调以扶文、扶智的形式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在以经济开发为主的扶贫体系内所占比重较小，缺乏系统完整的文化扶贫顶层设计和规划。最后，该阶段的文化扶贫在性质上带有行政化救济工具色彩，具有较为强烈的政府本位取向。政府本位的文化扶贫救济将贫困群体视为被动的政策接受者，以行政化的方式单向度输入文化政策，致使扶助对象的主体性地位虚化，实际文化需求及脱贫愿望缺乏表达渠道及效力；同时，将文化扶贫作为一种文化福利救济，会导致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运作“往往也会像我国其他公共福利制度一样，难以克服自身这样一个‘惯习’，即只注重政府的供给乃至‘包办’，其结果却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甚至脱节”[2]。这也是导致文化服务粗放低效的内在原因之一。 1.2作为精准服务的文化扶贫（2015-） 以2015年为时间节点，我国文化扶贫开始了由粗放救济向精准服务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精准扶贫理念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