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讨开拓与革新.docVIP

文学史研讨开拓与革新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模式；还有少数民族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接受文学史和交叉文学史，等等，更是各具特色。观念、方法与技术的改变，既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但也无意识地“树起”了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樊篱。为了进行突围，许多研究者殚精竭虑，立足于深厚的学术积累，别开生面地“启开”了文学史撰写与研究的奥秘，在特色中融入对文学史普遍性的深切思考，在实践中催化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在个性中展开对文学史的综合分析，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对此作了有意味的实践与探索。 一、家族视角 过去，由于学科的封闭性，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往往过多地关注于经典的作家与作品，这样固能易于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不自觉地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甚至还“断裂”了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今天，文学研究正在从传统学科走向新兴学科，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从学科方向细化走向学科综贯融合。在这个趋势中，文学家族学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学术气候。文学家族学旨在将家族学、地域学、文学贯通起来，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力求揭示文学创作的基层活动状况，用家族写作的具体事实乃至细节，形成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从而显示文学演变的真实轨迹，并寻求某种发展规律。（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从多个方面表现了近年来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实绩。首先，在湖南文学史的链条上， 二、辩证的研究方法 在近代湖南文学史上，大大小小的文学家族如繁星点点，数不胜数。如何对它们进行辩证地选择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呢？孙著以多个标准体系为参照，不断地释读了这些文学家族的文化意义。首先，这些文学家族是丰厚的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同时，它们的出现又深刻地推进了湖湘文化的建设。尤其是这些文学家族的领袖人物，如李星沅、曾国藩、何绍基、左宗棠、郭嵩焘、邓辅纶、易佩绅、程颂万等人，已经成了湖湘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他们不但以文治武功树起了湖湘文化的旗帜，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气派和作风，是湖湘文化的宝贵财富及其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其次，这些文学家族不仅仅是属于湖南文学史的，他们还以丰厚的文学实绩顽强地锲进了中国文学史的躯体中。如作者在论述湘乡曾国藩家族时，就对曾国藩在文坛的成就作了综述：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既继承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继承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不可或缺的理论，又依据当时的学术风气另加“经济”一条，以纠正桐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后来又将“经济”一项归入“义理”一项，从而使义理具有充实的内容，加强了“道”的政治性。同时，他还大肆网罗人才，其门下聚集了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文人，他与友人及弟子的积极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使桐城古文得以中兴，从而形成了桐城派的另一支派———湘乡派，由此促使湖南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另外，这些文学家族还显示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既有忧国之文，又有归隐之志；既有对社会动荡的如实写照，又有对恬淡心情的欣赏；既有少年壮志，又有老来悲愁；既有生动活泼，又有老气横秋；既有落魄中的豪迈，又有巅峰时的悲凉。多个文学家族丰富地“缩略”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堪称一代“诗史”。再次，孙著还对各个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全面的阅读和比较，作者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的文学个性了然于心，并进行了建设性的概括与评价，如对湘阴李星沅家族，他这样评述道：心高志远，雄健慷慨的李星沅；观香村野，吟咏不掇的李星渔；气概宏伟，英华早谢的李杭；……群芳艳发，竞风争雅的李家闺秀，等等。这种评述融入了身世、遭遇、经验、气质、才学、个性等种种因素，从而契合了“以文见人，以人见文”的古典文论标准。然后，作者再遵循客观性原则，把各个文学家族作家群放在文学社会学的坐标系内，从美学的、历史的维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力图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那些光彩熠熠的领袖人物并不回避其缺陷，对某些“灰色”的家族成员，也会在可取的地方进行浓墨重彩地抒写和“拔擢”；作者还力避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中心”原则，遵循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均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姿态，坚持在行文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三、对大文学史观的实践性探索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