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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下西部散存民族档案保护研究 1.民间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损毁流失问题。如云南省散存民间的纸质民族文献有数十万册（卷），由于档案意识薄弱、生存环境恶劣，加之受经济利益影响，近年来，正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在流失。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有一位精通彝文的毕摩，保存着60余部彝文古籍。多年来，这位毕摩一直在寻访传承人。然而，由于主持祭祀活动的毕摩已难维持生计，没人愿意承袭其衣钵。毕摩去世后，因为不知古籍的珍贵，家人将这些古籍当作毕摩的随葬品焚烧。其他尚存民间的纸质民族文献大多存放在破旧的箱子或麻袋中，有的藏于楼板夹层，有的藏在烧火煮饭的灶房里，保管条件恶劣，破碎、发霉、受潮、虫蛀和毁坏现象普遍存在。国外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不法分子看到民族文献的商业价值，深入云南民间购买并贩卖到沿海地区或国外，被收购的有瑶族古籍、东巴经书、藏族唐卡绘画及彝文古籍等。如丽江古城里有人偷卖东巴经书，有的东巴经书则被人偷到广州市场出卖，其价格已由收购时的数百元、上千元升至万元。而辗转流失到国外的有2000多册。值得关注的民族金石档案大多裸存野外，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如广西武鸣县罗波镇一寺庙之中原存有30多块反映当地民族宗教情况的碑刻，石碑不断被迁移作为它用，或为洗衣台的洗衣石，或被铺彻在村口的涵洞底下，迄今都已流失殆尽。再如据云南省民委古籍办统计，2000年，全省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并初通汉语的民族老人尚有数百位，近年来，由于年高体衰，每年有数十位相继离世。又如从1986年开始，广西卫生厅就着手搜集整理民族医药古籍，如今已经搜集到手抄本170多本。据调查，民间许多珍贵的医药手抄本被当成废纸烧掉，一些诸如师公戏等靠口传心授的口碑古籍也因为缺乏传承人而渐渐失传。2.众多管理机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损毁流失问题。受体制设置等因素影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政协、方志办、民委古籍办或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都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加之保管条件简陋，二次损毁流失问题仍然存在。据统计，蒙古文文献总量达13000多种，这些蒙古文原件多为各单位保存，损坏亦很严重。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6280种，由于年代久远，其中的许多珍品均有残损。如蒙古著名的民族英雄史诗《格斯尔》已有破损，其中的第11章残缺更为严重，许多重要内容不能释读。云南楚雄州图书馆所珍藏的14卷彝文手稿古籍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2本古籍已经破损通洞，前后残损的有8卷。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各地民委古籍办都征集保存有大量的民族古籍，由于管理条件简陋、管理松懈，损毁流失问题更为严重。如云南省民委古籍办收集到的5000余册(卷)民族古籍大多用自制的土纸、墨和竹笔写成，纸质坚韧，自然老化问题严重，90%的都已破损。这些古籍中损毁最为严重的有2000余册(卷)，有的被烟熏得漆黑，有的被虫鼠撕咬成粉末，亟待修复抢救。又如新疆古籍办收藏有民族古籍4447册（件），各地州市民宗委古籍办收藏4752册（件）。其中，伊犁州民宗委有700册，巴州民宗委74册，博州民宗委140册，昌吉州民宗委400册，克州民宗委380册，阿勒泰地区民宗委451册，塔城地区民宗委326册，哈密地区民宗委398册，吐鲁番地区民宗委200册，阿克苏地区民宗委256册，喀什地区民宗委古籍办800册，和田地区民宗委古籍办474册，乌鲁木齐市民宗委144册，克拉玛依市民宗委9册。[1]许多单位都没有专门的收藏室和保护设备，部分档案用蛇皮袋装在阴冷的房间里，有的甚至遭受雨淋而损毁。 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分散保存因素分析 1.历史遗存因素。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掌握民族文化的大多是民族土司、土官、头人、喇嘛、毕摩、和尚、巫师、寨老、民间歌手等，建国后，这些民族知识分子所保存的民族文献一般都传给子女或徒弟。以彝族毕摩为例，云南楚雄州禄劝县著名的彝族毕摩张兴生于1930年，为毕摩世家，6岁开始从父学习毕摩知识。张兴毕摩家传彝文古籍众多，曾将上百部捐献给国家。该县另一彝族毕摩李天贵生于1915年，为六代祖传巫师，6岁开始从父学习彝文。他原有祖传、师传彝文古籍120余部，文革中有近百部被抄掠损毁，其后将18部捐献给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再以云南省勐海县佛寺傣文经书的遗存情况为例，勐遮乡的曼垒寺遗存有傣文经书76种451册，曼刚寺有44种172册，曼短寺有31种201册，曼纳麻寺有27种101册，曼柔寺有19种125册；打洛镇的曼厂寺遗存有56种248册，曼掌寺有34种201册，曼蚌寺有82种554册，曼景寺有27种64册；勐混乡的曼蚌寺遗存有49种422册，曼养寺有46种315册，城子寺有35种213册。[2]历史遗存因素是西部民间散存有大量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原因。2.文化传承因素。民族档案文献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