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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人员创造性思索 随着译者主体性及其地位的提高，“创造性”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传统的翻译研究并不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因为它与文学翻译重要标准之一“忠实”相矛盾，这里，“忠实”通常被认为是原语文本（ST）与译语文本（TT）在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对等。近年来，随着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学科的兴起，翻译与创造性写作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很多学者倾向于将翻译看成一种创造行为。一些学者甚至提出，目前的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正在经历着“创造性转向”。与此同时，“忠实”也被放到了一边，被迫让路给“更为包容和更为现实”的“创造性叛逆”（沈明霞，2006：IV），但所谓的“创造性叛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ST的肆意修改。因此，“忠实”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并不太实用的翻译策略，只是一个幻影，“植根于‘翻译是理想状况下的简单语言转换’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之上”（同上）。笔者认为，忠实的翻译应当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应当从单纯地忠实于ST的语言要素转变为忠实于ST的内容和精神。 一、文学翻译中“创造性”的定义 “创造性”的定义有很多，例如，Duhrssen将“创造性”定义为“把知识和想法转换成一种新形式”（引自付瑛瑛25）。“创造性”来源于“创造”，《现代汉语词典》将“创造”定义为“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据此，翻译也可以被视作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为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将译本创造了出来。在近来的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和学科的影响下，翻译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Beylard-Ozeroff在1998年出版的《翻译策略与创造性》（Translators’StrategiesandCreativity）一书中将“创造性”定义为用新的方式组织现有观点，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涉及到大量的创造性，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来将原语文本中的现有观点组织成译语文本。况且，如果将原文文本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译语文本就是解决的结果，相应地，翻译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文学翻译中“创造性”的定义似乎比以上的定义要精确些。方梦之在其《译学词典》中指出，“创造性”就是译者的主体性。译者能自由选择原语文本，且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原语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对原语文本的重新创造上，包括对文化的移植，意象的重现，语言形式的转换以及新词的确立。方梦之将这里的“重新创造”解释为“当原语语言和译语语言无法对等时译者运用非对等的方式来达到相似的效果”（方梦之2004：11）。这一解释将“对等”一词作为标准来判定这种重新创造是否合理或合适，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对等”指的是语言上的对等。而且这一定义中，“重新创造”的目的是达到“相似的效果”，也就是说译者应当忠实于译语文本的功能，忠实于原文对原文读者的效果或译文对译文读者的效果。笔者赞同译者应当忠实于译文的功能这一观点，但是根据以上定义，还是很难确定译者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发挥创造性，因为“对等”这一概念是有点模糊的。笔者认为，“重新创造”何时都适用，因为两种语言之间绝对的对等并不存在，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更是如此。方梦之先生的这一定义与PeterNewmark的观点有些类似。Newmark认为，翻译中碰到原文中有奇怪的比喻或者词汇空缺时等情况时，模仿起不到作用，这时就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他认为，“翻译时选择越多范围越广，则译者越要发挥更多的创造性”（Newmark，2006：9）。与上述定义相比，笔者更倾向于谢天振教授的定义。他把“创造性”定义为“译者运用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来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引自：董明：153）。以上的这些定义都印证了“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创造性”却和近来研究得非常多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一词有着很大不同。“创造性叛逆”由法国学者RobertEscarpit提出，指背叛了原文作者的一种特殊翻译行为，这种背叛给了原语文本作者及其作品新的生命。他认为，“创造性”是译者的主体行为，而“叛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两者密不可分，任何概念只要被表达了就是被背叛了。受这一理论影响，一些学者甚至提出要把“忠实性”这一翻译标准赶下神坛。他们的理由很充分：1.由于意思的不确定性，“忠实”不可能实现；2.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导致翻译者均是背叛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忠实性”和“创造性”是一对天敌，两者之中必定需要一方妥协。 二、“创造性”VS“忠实性” 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排挤“忠实性”的理由。“创造性叛逆”其实是译介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