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docVIP

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 把握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从构成戏曲的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与剧本出发，并结合四要素的本质来分析与把握明杂剧的创作特点，将其演变过程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作家群体的变化、作品内容的变化、作品体制的变化、演出剧场的变化和主体意识的变化。其中包括本体的部分有作家与其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还包括承担杂剧载体作用的剧场部分。 一、作家群体的变化 杂剧是作家为了抒发自身情感，反映社会生活而创作的一种戏曲表演艺术。至金元成熟并盛行以来，一直存在于百姓世俗社会中，勾栏、庙台是杂剧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舞台，深受皇权贵族歧视和压迫的下层文人、民间艺人是杂剧的主要创作者。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统治集团出于巩固政治、强化集权的目的，公然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有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 ”①。明王朝建立伊始，不仅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特别是在宫廷设置了教坊司、钟鼓司等专门的宴乐管理机构和组织，配置了专职的创作和演职人员，形成为宫廷、官府提供消遣娱乐的御用戏班，并成为宣传封建统治思想和皇家消遣娱乐的工具。尤其太祖朱元璋出于巩固政治地位和为其歌功颂德的目的，异常重视宫廷内的戏剧活动，鼓励、授意跻身上层社会的皇族藩王、御用文人和宫廷艺人们从事宫廷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②，足见当时宫廷对杂剧的重视程度和规模。 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明初各王府内也争相收罗聚集大批杂剧作家，如燕王朱棣府内豢养了一大批由元入明的杂剧作家，有贾仲明、杨景贤、汤舜民等，据《录鬼薄续编》中记载：“汤舜民，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及”；“杨景贤，永乐初与汤舜民一般遇宠”。皇族们除了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参与杂剧的创作与演出，如周宪王朱有燉一生创作杂剧三十一种皆存于世，是元明两朝杂剧作品传世最多的作家。包括朱权、朱载堉也都为前期宫廷杂剧的形成和迅速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初大量皇族作家参与杂剧的创作，这是过去历代王朝所没有的。 ① 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 第64页 ② 明·李开先《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369页 由于明统治者对杂剧的重视，使得明初的主要作家类型已不再是元代那些受歧视的中下层文人，以贾仲明、杨景贤为代表的御用作家和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的皇族剧作家成为了明初杂剧创作的主要群体。出于阶级的本能，宫廷剧作家顺应并推助了统治阶级对强权政治的施行，促进这个时期杂剧舞台的根本改变，对杂剧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客观上造成了宫廷杂剧的空前繁荣，创作重心也一改元代的平民化而趋向贵族化和宫廷化。 然而这种情况在明英宗正统年间，随着宫廷杂剧领袖人物朱有燉、朱权的先后去世，明宫廷杂剧的创作开始呈下坡趋势。弘治以后，特别是武宗朱厚照以及世宗朱厚璁在位期间，由于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使得明初建立的传统道德规范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加之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统治者贪欲滋长、政治腐败，整个官场颓废险恶，科举制度腐败不堪。“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目为甚”①。文人中有幸运者如康海、王九思等曾中试为官，康海更高居状元并得到朝廷重用。由于官场黑暗，为官的文人们大多好景不长，受迫害罢官返乡者不在少数，如康海在正德五年因不肯依附刘瑾党而罢官；杨慎于嘉靖三年因反对世宗任张璁为翰林学士而被流放云南等。经历了为官的艰难起落，官僚文人们终于明白自身理想与虚伪官场的格格不入。看透其中的尔虞我诈，对于仕途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从此归隐山林，寄情诗词歌赋，创作了大量的杂剧作品。主要作品有冯惟敏的《梁状元不服老》、康海的《中山狼》等剧。 与此同时，更多的杂剧名家如徐渭、孟称舜、吕天成等文人，一生饱读诗书，却怀才不遇。他们中有的科场失意，如徐渭参加科举八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能得中；有的官场碰壁，如王衡由于父亲为官而受牵连，官场屡屡受挫；有的潦倒终老，如王澹一生贫困，为了谋生以知县的幕僚而终老。这些失意的文人们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为了寻求尊重或体现自身价值，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文学创作成了他们派遣内心苦闷的主要途径。大量的文人作家们借助杂剧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感悟，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施展艺术才华。在这些文人剧作家的带领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杂剧作品，如徐渭的杂剧集《四声猿》、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等均为留世佳作。 纵观明代的杂剧创作，作家群体随着明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状况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各创作阶段杂剧作家的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同样的艺术形 ①《明史·选举志》 式来抒发个人情感，共同为明代杂剧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