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docxVIP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 　　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 　　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