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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 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是指粮食生产由二年三熟取代了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华北农民通过二年三熟，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创造了种植 经济 作物的土地条件，必然会促进华北农村 经济的 发展 。因此，考察这一地区粮食种植制度的上述演变过程，不仅是区域农业史 研究 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探讨 历史 上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 规律 。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 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 问题 。 华北地区的 自然 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 社会 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 45 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 115.79 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 117.14 亩。山东为 45 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 492，564 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 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 4000 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 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 文献 中所见的农作制》，《 中国 农报》，1962 年第 2 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 109 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 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清代二年 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 清代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