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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行政权力关系探讨 内容摘要：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决定了政府权力必须依法干预经济，法治对权力的“恶性假定”决定了对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防范和慎求。新时期经济体制的转型现实，决定了经济行政权力必须进行法律界定：明确规定经济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边界，确立市场主体的权利即经济行政权力的行使界限，确保经济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中立地位。 关键词： 行政权力；市场经济；法治；市场主体 一、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分析 从法律上给予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权力定位，前提在于良性发展的市场经济对于政府权力的依赖和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内在性作用为条件。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决定了政府权力必须依法干预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决策经济，市场主体既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又是独立的决策主体，个体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而获得经济利益，所有的主体都必须共同遵守一定的准则，这就是法律。政府进入市场，干预经济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在市场有效起作用的领域，法律就为政府权力设定禁区，严格控制政府权力，如果要达到这一要求，其唯一的结论就是，一切政府权力行为必然是法律行为，政府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当尽可能地受到法律严格规制。“市场失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为所欲为，政府干预的“失灵”和有限性也表明法律应当为政府明确一个干预底线，以便从法律上消除政府的不当干预和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后果。即使在干预的自由裁量权限内，法律也要求政府出于正当考虑来行使其裁量权。法治对权力的“恶性假定”决定了对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防范和慎求。政府权力是一种“合法伤害”的强制性力量。权力的掌握者与普通人相比，并不具有超人的利他意识，作为理性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决定了他们在市场上也可能以个人利益第一的原则行事。政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有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整体利益，而往往为一些有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因而当权力不是以一种社会公共利益面目进入市场时，公平竞争的市场马上就会倾斜：某一特殊集团就利用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实施市场垄断，行业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实施控制和操纵，地区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封锁。权力的非公共使用使市场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以致其扭曲变形。“人们自己创造出了政府，但又不满意它的行为，于是要想方设法加以纠正……”基于此，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时，必须对其经济权力进行防范和慎求。 当前经济转型现实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必须重新配置。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在仍然存在，支撑计划的权威是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其实质是个人权力，只要首长的批条或首肯就可以得到优惠政策、计划列项、财政上缴的减免、信贷规模的增加、外汇额度、进出口配额和特别许可证等。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人治经济”。经济体制转型就是要把“人治经济”转变为法治经济，非法治下的审批转变为法治下的适当干预，变权力本位为权利本位，规范政府行为，变审批经济为自主经济，变核准主义为准则主义。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不是自发过程而是改良转变，有突进的特点，政府权力在干预经济时显得无所适从。在如何处理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时面临的任务是两方面的，既要限制、取消某些行政权力的同时，亦要强化、增加某些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力的行使上既要破旧还要立新，不仅要体现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上，还要体现在干预的手段和方式上。 二、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分析 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往往也拥有市场主体的一些权利，而一些企业组织也拥有部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作为公权力就与这些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利（所有权和经营权）存在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这就决定着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权利接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如保护、侵害、平等对待等）会各不相同。第一种类型，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经营权联系密切。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活动中，有一种主体既有完全的财产所有权，又有独立的市场经营权，还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这种主体的典型代表就是既作为公司，又作为行政机关。例如根据《烟草专卖法》成立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其各地分公司和烟草专卖局，同样的主体还有盐业公司和盐务管理局的关系。在这些行业中公司与行政机关不分，大多都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容易形成的弊端就是行业垄断、攫取暴利或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第二种类型，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的所有权联系密切。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监管权的关系上。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对国有企业行使资产的所有权，拥有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行使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监督管理权。 虽然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但这种对国有资产使用支配权都是不完全的法人经营权。在经济活动中，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政府既可以从所有权人的身份干预，又可以从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干预，或者把所有权和行政权混合使用进行干预。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