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docVIP

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 乾亨三年（981）《王裕墓志》记：“行顺州（疑治今阜新县大巴乡五家子）刺史，公下车之始，起学劝农，褰帷布政。”清宁六年（1060）《赵匡禹墓志》记“：知临海军（今锦州）节度使事。公乃覃信惠，去烦苛，劝农桑，缮庐舍。考未三载，治洽一同。”另外，辽代中央机构南面官设有司农寺，在东京道一些州县设有司农分司，委派司农少卿等官员管辖一定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此类官员多为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如辽朝后期，道宗大安六年（1090）的《萧袍鲁墓志》记载，萧袍鲁死后，辽廷委派东京巡警使、司农少卿张可及为敕祭使，知辽西州军州事、司农少卿杨恂如为敕葬使，说明作为地方官的张、杨二人都兼本地区劝农事。 再次，对辽宁实行特殊政策。在辽东地区，“先是，辽代新附地不榷酤，而盐麯之禁亦弛”，可见市场管理货物征税比较宽松，基本上是维护渤海时期的封建剥削制度，这种局面大约保持了近百年。圣宗太平年间，东京户都使冯延休按照燕京地区制度征税，大大加重了封建剥削和压榨，渤海大延琳起义即在这种背景下爆发。叛乱平定后，辽廷“连年诏令复其租，民始安靖”。 对于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地区，也有特殊政策。圣宗统和26年（1008），宋朝使臣路振出使辽朝，路经灵河（今大凌河）一带，在其所撰《乘轺录》中记载，灵、锦、显、霸四州“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即大凌河流域的大部分州县不纳赋税，这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到辽代后期，开始缴纳租赋，据《辽史#8226;道宗纪五》记载，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因为灾荒“免锦州贫民租一年”。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在今北镇达子营辽金时期遗址出土了一件长30厘米，宽7厘米，厚0.8厘米，打磨光滑的石镰，反映出在辽代农业生产中，石器农具可能在某些地区还有使用，但铁制农具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辽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从中原北上定居的汉人以及渤海遗民，当然也有部分与汉民杂居、转牧猎为农耕的契丹人、奚人等。因而，辽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带有很明显的“中原特色”，也就是说，辽地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原传入的。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多数农业生产工具是仿中原农具样式在辽地制造的。目前在辽宁各地级市内皆有众多的辽代铁制农具出土，在种类和数量上以今辽西和辽北地区为多，其类型有犁、铧、镐、铲、锄、镰、锹、铡刀等。如阜新彰武县冯家镇张家坑辽墓出土锻制铁锄1把，分为箍、勾、板三部分，锄板长27.6厘米，宽11.2厘米，铁锄粗大沉重。尤为重要的是铁制犁、铧的出土，“昌图八面域(辽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和赤峰等地出土了铸铧铜范。出土的铁锄由锄钩和锄板两部分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 铜犁范结构合理，规整精致，侧面内壁铸有契丹文印记，是为铁作坊的标志，说明为本地制造。锦州北镇大市乡东沟村也出土了铸犁铧的铜范,通长41厘米、宽26厘米、厚32厘米，为子母范的母范部分，范作菱形，范内有阳文铁线契丹文2字。 与铁制犁、铧的使用相配合，牛耕技术在各地农业区得到了普遍推广。从上述出土的犁铧的形制来看，这种破土农具非用牛之挽力不能牵引使用。另外，从使用的宽大的锄头和犁铧可知，辽西和辽北地区大田的耕作实行宽行大垅，保证农作物的通风透光，以求丰产丰收。辽代农民们为防止春播前后大风扬沙掩埋田苗，采用了垄作制技术。 北宋使臣王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出使辽国，在其《王沂公行程录》中记载中京地区的奚人农夫即“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雍”。这一耕作技术不仅可防风沙掩苗，同时也可保墒抗旱。另外，辽地春寒多霜冻，严重威胁着早春农作物的生长。辽代农民发明了覆棚栽培技术。据历史文献记载，上京地区在培植西瓜幼苗时，即“以牛粪覆棚而种”。辽宁地邻上京和中京地区，故垄作制技术和覆棚栽培技术亦应得到推广使用。辽代的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石臼、石杵在各地出土也较多。如锦州义县大定堡乡牌坊屯遗址出土磨盘、石臼；朝阳建平县昌隆永镇新房身村柴达木遗址出土小石磨；葫芦岛建昌县牤牛营子乡三道杖子村遗址出土小石磨；铁岭昌图县古榆树镇五四村遗址出土石磨、石臼；丹东凤城市边门镇川岭沟屯遗址出土石臼等。 阜新彰武县平安乡马家村一号辽墓出土石磨盘一具，独具特色，从形制上考察，上扇030只留盛放待加工粮食的圆槽和两侧“贯耳”上的杠眼，而将其他多余部分皆琢去。这样在不影响研磨效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上扇重量，使推转起来更加省力。此外，上扇和下扇磨面一凹一凸，这同一般直平磨面相比，则增大了研磨面积，因而提高了功效。石磨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堪为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杰作之一。 农作物种类 辽代农作物的种类较丰富，品种也比较齐全，且均为适于北方地区种植的品种。如粮食类作物，主要有粟，俗称谷子，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