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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51102905022 邓强 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是二三十年以来北美汉学界的重要创获。此书以独特的理论设计、富于洞察力的分析和极有挑战性的结论，不仅对八十年代以还的汉语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与灵感，而且在国际汉学领域引发了持久而热烈的争议，流波所及，至今未已。 《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林教授运用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成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史，其所提问题之精锐、见解之深邃，与海外寻常所谓“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八十年来，著述薪积。因为论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迥异，结论自然大不相同。 概而言之，有四种“历史记忆方式”：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颠覆；以胡绳、彭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五四运动看作由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视“五四”为反抗传统思想文化秩序、溶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理性启蒙运动；而以余英时、张灏、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复杂关系，对其非理性、反历史的思 想误区作出鞭辟入里的检讨。当然，除此之外，尚有“文艺复兴”说、“启蒙运动” 说、“思想革命”说、“西方主义”说、“不完全的现代性”说，“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说等多种论点。相比之下，林毓生先生的这本书则提倡“意识危机”说，他灵活采用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并辅助性地使用了韦伯、席尔思的“奇里斯玛权威”理论，因此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下面，我将分而述之，以期观察这两个原创性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模式如何成为林毓生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支点和基础，以及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思想实际时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我个人觉得，《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国际汉学界相沿成习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模式，而采用了具有挑战性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理论设计。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简单概括一下“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模式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的框架，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发生质变，向现代社会演变。基于这样一种成问题的理论预设，汉学家们常常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立场，把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一切重要变化悉数归之于西方的冲击与影响。而“中国中心观”则截然不同。它侧重于从中国而不是西方来解释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并尽量设身处地地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理论视点和价值取向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 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指出，以费正清、列文森、芮玛丽为代表 的第一代汉学家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时，习惯于以冲击―响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来解释有关事件，以致于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和西方经验的普适性，从而把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归因于西方的影响，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基于这一思路的代表著作包括费正清、邓嗣禹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芮玛丽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治中兴》等等。针对关于“冲击―响应”的流行性误解，史华慈先生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开篇正确地指出：“当人们以西方作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时，常常预设西方是一个已知的量。但事实上，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变动的、暧昧的、甚至自相冲突的思想。以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响应来解释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等于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消极被动的、充满惰性的物体，忽略了中国的内部活力和复杂内涵”。而对于传统-现代的机械的二分法，史华慈先生认为，现代性的创制并不必然是对于传统的颠覆，他正确地指出：“在人类经验里可能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超越时空的领域，不可能很容易地把它们确认为‘传统的’活‘现代的’??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能够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现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 。饶有兴趣的是，人类学家鲁道夫夫妇的看法竟与此不谋而合：“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了现代的潜势，现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 有鉴于此，柯文主张以中 国中心观取而代之。当然，他同时也反复强调，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种体系化的理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