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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可编辑 从儒家看法治(研讨发言汇编)  从儒家看法治(研讨发言汇编)  法律由习惯走向成文毕竟是历史的进步。问题是公布的法律与自下而上生成的规则、习惯应很好地契合。孟德斯鸠说用法律改造风俗是要失败的，尤其是民事方面的法律。刚才我也说到宪法，宪法一定要根植于人们的心中，是民众情感的凝结。宪法一定要和传统、和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依法治国，我是一个对政治敏感度不太够的人，为什么？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本人做学术，“在兹念兹”。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区别，马克斯·韦伯曾举过“民主”的例子。他说，如果是政治家讲民主的话，肯定是想以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并强加别人。而作为学者来说民主的话，应该怎么说？应该是把有关民主的各种观点都呈现给听众，让听众自由选择。在课堂里，老师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他也应该把有关于各种民主的观点告诉学生后，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讲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思考和选择。今天我所说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各位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学术是宽容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说到法治，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我们已然认识到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潮流，中国当然应该加入，不加入，就会被国际社会淘汰，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也有忧，忧的是在法治尚无共识的情况下，是会否把某一种法治的见解强行推广，让大家只接受一种阐释。有关法治的研究是多种多样的，法治的含义也是丰富的。我们现在要建的法治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应该是从中国传统中滋生出来同时也融合了西方优秀文化的法治，还是对西方亦步亦趋、完全西化的法治？抑或是复古，复到古代的礼法之治？目前对法治的众多歧义，已经干扰了我们对法治精髓的理解。作为一个学者，我感觉有必要说一说我对法治的理解。这也是我今天来这个讲座的目的。  近代以来，法律史学人在研究中对于法治非常纠结，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在1902 年沈家本修律的时候解体了，一些沿用了数千年的法言法语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存在，但并不是作为精确的法律语言或条文而存在的。许多古代的法律语言可能流行在当下社会当中，成为俗语，对我们的法观念，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其毕竟在国家颁行的正式法律中已经不见了。无法否认，我们目前的法言法语源自西方。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借助现在的法律语言来谈法治的话，我们就要和国际社会、国际学界脱轨，我们就难以有发言权或话语权。近代法律史学者一方面要复原中国古代法律的原貌，告诉诸位，中国古代法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解释清楚，古代的法在近代社会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现实法律当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其与现代法律的关系是什么。无论是用古代的法律附会现代的法律，还是用现代的法律解释古代的法律，两套法律语言的交互使用，不免给人混乱和牵强附会的感觉。这真是非常纠结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区分了两个概念，即“古代法”与“传统法”：古代法是静止了的过去，我们研究古代法时应该力求把古代法的真实呈现给读者、呈现给学界。古代法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传统法与古代法有关系又有区别，它是古代法的解释，是古代法和现实法的桥梁。比如我们有时会用“民法”这个概念或理论去阐释中国古代法中“细事”。中国古代有民法吗？没有，但我们在讲课或研究中会说中国古代的民法如何如何。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站在当下社会，以当下社会的理论对古代法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法有可以与现代社会民法相比拟或关联的内容。将古代有关婚姻、家庭、邻里等纠纷解决的一些规范、条约归纳起来，这些古人称为“细事”的制度我们现在用“民法”去归纳与解释，这种解释对现实法有着影响和作用，这就是传统法。传统法与古代法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传统法研究是十分艰苦的，法学界的研究概念、定义、条文分析，以及语言的表达都会使我们感到与现实生活的脱离。法史虽说是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但对法学界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边缘学科，似乎可有可无的学科。近代以来，大都是用西学解释古法，说到法的传统也是必称西方。中国古代法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在古代法解体之后，法学界也就得了一个“幼稚的法学”之名。为什么是“幼稚的法学”？是因为把原有的法解体了，幻想拿来西方的法律就能够构建出自己的体系，不幼稚吗？法律没有自身传统的传承，没有自己语言的表达体系，不幼稚吗？  在史学界法史研究同样也很尴尬，因为史学界的研究讲究功底，法史的研究常常要借用史学的研究成果。可是法史的研究却常常会让史学研究者感觉到我们不是在做学术，既无扎实的史学训练，也不恪守“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的史学研究原则。  我们在史学和法学的夹缝中，是一个危机，但确实也是一个挑战。正因为法学幼稚，所以法学需要我们。正因为史学界很多人可能对现代法治、法理不够了解，或理解不到位，所以也需要我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