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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 \* MERGEFORMT PGE \* MERGEFORMT 1 消费文化下女性形象影视剧论文 一、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嬗变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和气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旧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给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代发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旧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汲取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纳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埋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伤”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制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伤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喜爱和仰慕，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