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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大学素质教育观 创造性的大学素质教育观 （武昌理工学院商学院，湖北武汉430223） 　　 　　摘要：笔者认为，刘道玉教授提出的“创造性素质教育观”为诸多大学素质教育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破解“钱学森之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中的一些理论见解还需要作深入思考。 　　关键词：素质教育；创造教育；创造素质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识码：A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题内应有之意。“全面”不仅是指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育，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的大学教育在内。而其中大学教育的素质教育实施问题，更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学生的素质不适应时代、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从而引起人们对现行大学教育的危机感、紧迫感更感现实。同时，作为大学本身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压力不仅来自社会舆论的责难，而更重要的还来自教育市场生源的竞争。这些对推动高校加快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既产生了动力，也创造了机遇。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对策。就大学素质教育而言，现在许多大学尤其是不少重点公办高校和一些知名民办高校正在组织探索和试验之中，同时还有不少知名学者提出了在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理论和模式或者在高校实行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在这些探索和探讨的多种著述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就是刘道玉教授系统和持久提出的“创造教育”论了。刘教授的著述之所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我认为除了社会有这方面的客观需求外，而其作品本身有两个特点足以产生相当影响；第一，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观点鲜明而系统，论证严密而有力，加上例证生动现实，从而对只要对大学教育关心的各个层次的人士都会产生吸引力。刘教授的作品，归集后成为系列丛书即《创造教育书系》，它包括5册，即《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等，文字总数在百万字以上。我们从书名上就可知这些著作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上述著作的观点，我归纳为两句话：创新地提出了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大学目标的教育理念和运用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即“S、S、R”模式）作为实现目标手段的主张。因为这些见解在理论上就回答了我国大学应当“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关于素质教育的两个核心问题，自然就构成了系统的素质教育观。虽然“创造教育”这个概念引自国外，但刘教授却是创新而有效地用它来解决我国由传统教育弊端所形成的“应试教育”的困扰，他是最早的提出者和系统地实验的一位先驱者中的官员和学者。第二是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社会阅历，决定了他才有可能提出这些真知灼见。我阅读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得知刘教授和我是同一年代的知识份子，我们都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最好的时段在大学求学（1953—1957年间）。不过1957年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他得到了一个更能向上发展的空间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从政为官位至副部级官员，又在著名的武汉大学主政达八年之久，他既是传统教育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但也因对待传统教育的弊端及其产生的体制原因有更多更深的体察，从而促使他成为强烈主张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他既在计划经济的发源地苏联留过学，又多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知名学府作过访问、考察和交流，从而了解各国大学教育之优势和不足。他不仅在顶级的国办大学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而且还在他“下野”之后亲自参与了民办基础教育的创办与实践，在此期间他不仅经历了成功的喜悦，而且还饱尝了失败的煎熬。所以刘教授既有成功的经历，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有为官当权的历练，也有作为平民所受的为难，他既接受了传统和当代的优秀的关于教育和社会理论的启示，他也深受过左的伪科学的熏陶，从而敢于面向过去的成就和失误进行反思。作者这样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态度与刚直的性格，加上他已到达了“从心所欲”和“无欲则刚”的年龄段，只要他具有敢于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所以他就能为社会提供的关于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以及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的思考和见解。怎么能不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呢？ 　　刘教授的巨著内容丰富，但我来不及通读，主要还是学习了他的“新论”中和素质教育概念直接相关的一些文章，已感到受益匪浅，得到很多启发。我认为推行和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将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性任务，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所决定的。既要推行素质教育，就必然会产生系统的素质教育理念（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或实现这一理念的教育模式（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的出现。其系统的见解，就是素质教育观。刘教授虽然未对他的素质教育观给予定义，我在学习其著作后，不揣冒昧给予定义，我认为，对刘教授所主张的“创造教育”之说应当称之为创造素质教育观，其内涵似可表述为“以创造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