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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 古汉语研究 2021年09期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21)02-0070-07 先谈谈中古汉语的断代问题。吕叔湘先生曾说：“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1][p1]秦汉以前归属古代汉语，宋元以后归属近代汉语，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阶段自然应当有个归属，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另外，汉魏六朝时期文献不仅有“一鳞半爪”的口语成分，而且已经有“口语充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如任昉《奏弹刘整》，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贾思勰《齐民要术》，某些史书传记中大段大段生动俚俗的对话描写，翻译佛经中十分通俗浅显的小故事等，这些都说明它与上古文言比起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应当独立出来。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认为：“‘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2][p63]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古汉语应当独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从上古汉语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与前后两个时期的语言有明显区别，时间上也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将其独立出来，对深入研究汉语史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六朝是其核心部分，这是最基本的。为什么这样分呢？太田辰夫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2][p10]笔者以为“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的说法是极有道理的，文言与白话的分离，大量口语词汇的产生，是这一时期语言的主要标志。参考前辈时贤的意见，我们把中古汉语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 中古汉语的语料与词汇特征。关于中古汉语词汇的特征，蒋礼鸿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表述：“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因为书简（如二王的‘杂帖’）称心而谈，不借藻饰；佛经译语和小说则要适应一般市民的领受能力，需要采用通俗的语言：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有些高文典册如‘正史’当中，也渗透一些通俗的成份，足资印证。……所谓‘中古汉语’，其语汇来源大致是这样的。”[3][p1]可见，所谓中古汉语研究，主要体现在俗语词的研究上。 人们对俗语使用的看法与俗字相类似。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谈到俗字使用时曾说：“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人们在使用方言俗语时也持此类观点。作者不同，对象不同，内容不同，行文用词自然会有所区别。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自序》中说得更细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这既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俗字”、“通字”、“正字”的使用范围，也是俗语与雅言等语汇的大致使用情形。也不尽然，俗语源于民间，有强大的渗透性，生命力极强，在各种文献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比如汉魏六朝诗歌就具有极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或许有人会说，诗歌用语典雅，不能反映当时的口语实际。事实上，不仅乐府诗，就是文人诗也同样包含许多当时的口语或习用语。如《隋诗》卷一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何忽”是为何义，见于《魏书·献文六王·北海王详传》及《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等各类六朝作品中。《晋诗》卷七左思《娇女》：“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与杖”本是动词词组，已凝固成词，为挨打、受杖刑义，《世说新语》的《方正》、《规箴》及《古小说钩沉》辑《妒记》等皆有此词。一般情况下，一个时代的语言会在当时的各类体裁文献中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常用词汇是不受文学样式限制的。 颇受中古汉语研究者青睐的文人作品《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生动的俗语和浅显的行文表达方式。如《纰漏》：“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读《尔雅》不熟”口语化很强，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