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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以豫中南两县为例 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其中追求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头等任务。上蔡、商水两县地处豫东南，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在发展过程中两县都曾分别将“劳务输出”、“招商引资”作为振兴县域经济的工作重心。在建设新农村之际，以这两种发展模式为中心是否真的可以带动本地经济的崛起，本文有所怀疑。以下将论证之。 关键词：劳务输出，招商引资，长效机制 一、 基本情况介绍 上蔡县属驻马店市，耕地面积159万亩，人口135万，下辖25乡（镇）1568自然村。年人均收入1412元。商水县属周口市，耕地面积150万亩，人口107万。下辖23乡（场）1423自然村。年人均收入1396元。两地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条件上讲，在豫东南都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代表了中国很多人口繁多的县区. 两县地处豫中南平原地区，是农业大县。作物一年二熟，一季收小麦、油菜等，一季收大豆、玉米、芝麻、花生等作物。本地交通不发达，虽临近京珠高速公路、周漯公路、107国道等，但交通设施整体落后，大部分乡村不通公路。工业发展底子薄，以招商为主，运行良好的百万元以上企业共四十余家，其中以大程面粉公司（上蔡）、荣光鞋厂（上蔡）、杨集铁锅厂（上蔡）、爱普饲料（商水）、佳利达纺织厂（商水），宏大织业（商水）为代表。原国有化肥厂、酒厂、农机厂等企业亏损严重。 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种地和打工成为本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种地收入集中在麦季。一亩麦子可收入200-400元不等，一户普通家庭（4口人，6亩地）麦季收入在1200到2400元之间。秋季由于作物的低产、成本加大和部分作物非商品性（如玉米花生大部分各户自留），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秋季收入的80%被用来支付种植小麦的成本。因此，普通家庭每年从种地一项上仅可获1400-2700元。然而这点钱竟占据了家庭收入的60%以上。打工是本地农民的另一选择。据对蒋集村（上蔡朱里镇）、桃花村（上蔡西洪乡）、李湾村（上蔡东岸乡）、韩寨村（商水韩寨乡）、姚集村（商水姚集乡）、胡庄村（上蔡东岸乡）六村的调查，六成半家庭依靠男劳力外出打工、妇女在家种地维持生活;二成家庭则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子女老人留守，将部分土地出租;另有一成半农民，种地之余依托当地集市灵活就业（如司机、木匠、个体户）。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无技术资本和信息资源，工作具有很大随机性。六村曾多次出现过农民外出数月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的现象。综上，种地和打工成为本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农户每年收入在三四千元。除去基本生活支出所剩不多。若遇到教育、盖房、嫁娶、疾病等问题，往往使家庭陷入“财政危机”而负债。 二、“劳务输出”的探讨 鉴于人口基数大、剩余劳动力多、农村社会自养能力衰竭的现实，两县县政府认为，劳务输出应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因此，将农村工作重心在很长一段时期放在劳务输出上。几年间曾经组织过几次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赴新疆摘棉等）。引导农民务工一度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这种方式真的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之道么？ 一、政府的行政干预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生产要素市场是自由流动的，劳动的供需应该由市场机制决定。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转轨,微观经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市场在要素禀赋、工期需求上表现出很大弹性,市场主体的供求在时空上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市场的快节奏和政府行为的滞后说明政府只能在引导、培训等前期阶段有所作为而不可全面干预劳动力供求市场。如果政府刻意要求强化职能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就必须使自身在人员专业化、信息敏捷度、组织调动能力和跨区域协调能力方面获得本质性提高。这里有一个隐忧是它极可能走上机构膨胀的道路或出现其他技术性问题。考虑到预期收益和改革成本的对比，此举尚待斟酌。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只在几个固定时间举行且工作指向单一，这与农民务工时间随机性和工作不确定性等特点很不符合，因此发挥作用并不明显，它提供的务工机会只是极少数，这对于两县240余万人口来讲简直是杯水车薪。 二、外出务工的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农民以务工、种地的交叉混合为基本生存方式，这就要求社会为其提供工期短、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六村调查中农民外出打工的周期期限最多的是1年（占46%），其次半年（占25%）]这些特点共同将农民工的职业属性限制到社会最低层，其收入可想而知。伴随低收益的还有为外出所支付的高昂的成本。外出务工所产生的夫妻分离、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是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这些虽无外在价值表现形式，但关涉到情感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