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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民族志 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胡鸿保 lowbar;从事民族志lowbar;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lowbar;胡鸿保 《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胡鸿保　张丽梅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 对 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 “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 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 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 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 而在于 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 关键词　马林诺夫斯基　格尔茨　民族志　文化科学　文化解释 译自英语“e t h n o g r a p h y ”的中文“民族志”一词, 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理解, 既可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 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不过, 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 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外延亦有所不同, 以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现代田野工作范式的确立和60年代后对马林诺夫斯基批评的升温为节点,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一、现代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的生前死后 自19世纪中期人类学被确定为独立学科地位到19世纪末, 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游客、商人、驻外记者等记载下许多关于海外民族奇风异俗和趣闻轶事的民族志材料; 专业人类学家则在书斋中对这些材料以及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在早期人类学家中, 除摩尔根曾深入实地对易洛魁人进行过调查之外, 绝大多数都是像泰勒、弗雷泽这样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 他们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手资料予以选择性地利用, 在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构建其普遍性理论。虽然自19世纪末以来人类学家如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开始走出书斋, 进入土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 从而打破了以往资料收集者与理论分析者之间的明确分工界限, 但根本性的变革依然未曾发生, 民族志依然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非西方原始社会的特定文本形式而存在, 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关联不大。 然而, 变革的信号却已经发出。有里弗斯对民族志的重新思考为证:“强化的研究工作, 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 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 在某个社区或400—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 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 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 能够研究对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 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 而超越一般的印象。”①因缘际会之下, 马林诺夫斯基在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群岛逗留了两年, 与土著人一起生活, 沿着里弗斯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了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体系, 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场深远的革命。①转引自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第144页。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以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标志, 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学术范式的现代民族志隆重登场。它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 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即在至少一年的完整生产、生活周期内, 远离白人, 学习土著的语言, 采用土著的观点和视角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并对土著的所言、所行、所思之差别进行仔细辨析。第二, 文化全貌观。即用一系列图表记录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之全貌概观; 以民族志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 ①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巫术模式等的说明。第三, 功能主义的科学 文化理论。即文化整体各构成要素之间彼此关联, 这种关联就是“功能”, 即“对需求的满足”,而生物有机体的天然需求又是一切功能联系之基础; 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所见、所闻, 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 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这样, 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 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 民族志也因此而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此后, 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 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将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文明社会的村落研究, 不仅拓展了人类学的学科视域, 而且也使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的整体民族志尊荣更盛。事实上, 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