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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 1952 年的 18%上升到 2001 年的 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 83.2%下降到 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 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 年)这一比例平均为 59.5∶37.5,其中 1999 年为 60.2∶ 37.1,2000 年为 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 年)平均为 58.7∶40.3,“七五”期间(1986～ 1990 年)平均为 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 年)平均为 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 GDP 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 GDP 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 GDP 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 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 GDP 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 1999、2000 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2001 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资料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 1978 年的 62%上升到 1981 年的 67.5%,达到最近 20 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 年 /szgc/市政工程论文代初期和 90 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 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 1995 年的 40.8%下降为 2001 年的 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 57.5%%上升为 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 2000 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 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 年,我国投资率高达 38%,世界平均为 23%,低收入国家为 21%,中等收入国家为 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23%),高收入国家为 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 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 GDP 的比重达 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 39%,贸易逆差率高达 82%),莱索托 1 (投资率 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 82%),尼加拉瓜(投资率 38%,贸易逆差率高达 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 46%,贸易逆差率为 20%)。这 5 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 GDP 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 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 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