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docxVIP

浅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累积了相当的问题和矛盾。在改革攻坚时期，似乎有必要从一个更加整体的角度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系统的认识在取得这些成功的同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如何累积的。而这样的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藉由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样一个具有相当的综合性的主题来完成。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也涉及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很多侧面和纬度。比如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向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的转变，从技术模仿型的经济发展向技术创新型的经济发展的转变，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变，从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向消费推动型的经济的转变，从环境破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等。而在这么多的转型背后可能最核心的一个转型即是从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的领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的赶超路径的成功之处 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可以保证相对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便可能在于中国采用了一条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的赶超型的经济增长路径。 经济增长中最核心的问题似乎就是技术进步，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资源优势都并不突出的英国可能很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领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长达一二百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可能也很难相信美国经济会如今天这般强大与发达。但是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便在于领先国家只能采用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落后国家则可在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模仿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做出选择。而在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任何一个理性的赶超型的国家或者民族可能都会选择技术模仿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正是落后国家的赶超红利之所在，也是赶超型的经济体可以获得比发达经济体或者领先型的经济体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享受经济对外开放的好处，接受领先型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并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可能是要远远低于落后国家关起门来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独自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的。而这也正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或者共同体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并且相互竞争的最好的方式。也正是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并积极的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原因。事实上，中国早期文明中农业的发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对于周边游牧文明的影响，甚至于早期的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是具有这样的意义的。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间的交流的速率也是逐步加速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加速，使得相对的落后国家接受领先型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渗透的速率也在加快，从而使得落后经济体的高于领先型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实现成为可能。 具体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行的政府主导的技术模仿的经济赶超路径上来。这种赶超路径是成功的，在于我们摸索和探寻出来一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很多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的，在笔者之前的一篇文章“改革中的社会各阶层与改革的核心动力和逻辑过程”中，将其界定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的财政分权，这其实是就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而言的。即 在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方面，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以地方经济增长为评价指标的考核评价体制，使得那些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官员有更大的几率获得政治升迁。而在财政分权方面，那些更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控制更大的经济资源。这样的一个体制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们有着双重的激励，即那些能够促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地方官员既可以有着更大的概率获得政治升迁，也可以更多的享受到由于地方财政资源的扩大而带来的更大的控制权收益、更高的职务性消费甚至更便利的腐败的机会。 当然，这样的一个体制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已。而要它能够发挥作用，便在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而这样的一条路径可能是由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特区的成功而探索出来的。地方政府是非常热衷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建立合资企业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因为随着投资而来的是领先型国家的相对于我们的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制度，这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引进、传播和国内民营经济以及早期的乡镇企业对于他们的模仿无疑促进了各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下可以给地方政府官员们带来政治升迁、控制权收益、职务性消费甚至腐败的便利。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从各种渠道获知地方政府官员是如何的殚精竭虑的去吸引外部投资了。从香港、台湾、东南亚获得投资，从韩国、日本获得投资，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投资等等。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