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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风险评估 在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跨国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复杂多变，故存在诸如政治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等众多的风险。其中因政治风险的极难预见性与损失巨大性等特点，已经逐渐被跨国公司所重视。所谓政治风险，是指政治因素对国际投资与跨国投资的盈利产生不利影响或实现其它关键经营目标的可能性。常见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府干预风险及外汇风险。 关于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多年，对政治风险评估方法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从是否可以量化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也有从所涉各方来分类的，即从东道国角度出发的宏观分析法，从跨国公司角度出发的微观分析法以及综合两大方面的宏微观分析法。但不论分析方法如何，具体的评估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类：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由丹?哈恩德尔（DanHaendel）、杰罗尔德?维斯特（Ger?鄄 aldT.West）以及罗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组成： 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共 15 项指标测定，如下图所示： 计算时可从年鉴、政府文件和政治资料等出版物中获得。与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方法的优点是利用客观数据而不是主观判定资料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包含的因素也较全面。主要缺点是没在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与各个风险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不能说明制度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与跨国经营或投资风险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风险之后应该做什么以及投资决策者如何利用所评估的结论。 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华德?约翰逊（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风险(没收)是该国失衡发展与该国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一个国家失衡发展的因素来自五个方面：政治发展、社会成就、技术进步、资源丰度和国内秩序。失衡发展来自它们相互之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性和非持续性。而国家实力表现为该国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结合。这一模型将世界各国依其实力与平衡发展状况分为四类：失衡强大国家、平衡强大国家、失衡弱小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四类国家中，发生没收的概率最低的为平衡强大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而失衡弱小国家存在中度没收概率，失衡强大国家没收的相对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非均衡发展。 国家征收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罗德?克鲁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国家样本统计分析资料提出。其涵义是：一个国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国投资的相互作用能解释该国没收倾向。而一国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该国的抱负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这些水平假定为代表一国生态结构。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或经济预期低于抱负水平时，该国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时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那么这些外国投资就可能成为国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没收。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国家挫折水平。 上述两种模型虽容易理解（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和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但比较主观、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推导，不便于判断失衡发展的程度。国家征收倾向模型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政治风险指数 美国 BERI 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 5 年后和 10 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予以评估的因素有 3 类 10 项：如表 1。 评分采用百分制，70 分以上为低风险，表示政治变化不会严重影响企业，也不会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55-69 分为中度风险，表明己发生对企业严重不利的政治变化，某些动乱将要发生；40-54 分为高风险，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政治发展态势，正周期性地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39 分以下为极度风险，表明政治条件严重限制企业经营，财产损失可能出现，已不能接受为投资的国家。 另外，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 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也较为实用。该指标体系每月公布一次， 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传统，官僚化程度等 13 个指标。 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停止偿付，融资条件，政府撕毁合同等 5 个指标。 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力等 6 个指标。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