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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 食品安全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方面。从最近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我们有必要创新社会管理。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时，现代社会有两种管理机制：一是行使公权力，即启动国家公共安全保障机制，国家行政机关干预食品生产、交易市场，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的行政责任，吊销许可证、罚款等。同时，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司法机关追究生产者、销售者及相关个人的刑事责任；二是行使私权，即受害人直接或通过诉讼向有害食品生产者、销售者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愈演愈烈，公权力的声音巨大，但生命健康权受到直接侵害的受害者的私人诉求却如此微弱和微不足道。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赔偿因证据或其他原因不尽人意，导致赔偿基金账目难以公布。不过，预计很少有“受害者”会对非法食用油、黑心大米、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提出赔偿要求。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管理机制更侧重于行使公权力。所谓重拳就是公权力的重拳。不可否认，强调在短时间内行使公权力会起到威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强调和依赖公权力行使的社会管理模式存在以下弊端：一是推动政府机构无限扩张，费用不断增加，而所依赖的税收或垄断利润却无法减免。第二，促进公共权力的扩张。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全国范围内的食品企业必须严格进入市场。严格的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效果会有，但也很难排除未来为一些公权力寻租拓展新路径的可能。三是难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