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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教育促乡村创建启发 一、国外高等农业教育支撑农村建设的相关经验 （一）美国 美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高等农业教育。美国高等农业教育向 来重视与农村建设的互动。１８６２年７月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莫里尔法案》。该法规定，拨给各州一 定面积的联邦公有土地资助每州至少成立一所农工学院。法案实施后，联邦政府共拨地１７４３万英亩 用以赠地学院的建设。［１］崇尚实用的高等农业院校也成倍增长，如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都是在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赠地学院主要讲授农业与机械技艺方面的 知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满足区域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美国工农业现代化储备了必要的软件。可 以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大发展，为美国后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贡 献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与智力成果。１８８７年美国政府实施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年度财政拨款，资助各 州依托农工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的《哈奇法案》。高等农业教育依托农业实验站强化农业科学实验与研 究的职能，推动了美国农业科学的创建与完善， “其研究成果使每年农产品价值有千百亿元的增加” 。 ［２］此外，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还积极参与农业推广，高等农业院校在所在州的每一县设立基层分支 机构，与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共同开展工作，由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覆盖全国的科技服务体系。大学和县 基层机构则是这一体系的两个主体。１９１４年美国政府颁布《史密斯―利弗法案》，联邦政府与各农 工学院建立农技推广机构，负责开展所在州的合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１９３５年，美国政府又通过 《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每年增加农业研究拨款，以推动农业科研工作的展开。［３］美国高等农 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积极互动，为美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服务支持，美国也成 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农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得以提升，农村建设蒸蒸日上。 （二）日本 日本的高等农业教育是综合性大学＋农科类大学＋短期大学的三元结构模式。在综合性大学的农学、生 物资源学或园艺学等学部中实施高等农业教育，这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主体，其培养目标是造就农业 高科技人才、学科带头人等。在以农、农工或水产等命名的农科类大学中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其所占比 重较小。第三类高等农业教育存在于短期大学的涉农本科中。［４］二战以后，为满足农村建设的发展 需要，日本政府对农业教育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新制大学诞生，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得到创新， 农科院校或专业进行重组。 “入关” （１９６３）后，为适应国际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需要，日本高等 农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培养规模大幅度增大，为传统产业改造及产业结构调整输送了大批生力 军。从１９７０～１９９９年，日本农科本科生数和农业水产业ＧＤＰ间有极显著的相关性，Ｒ值达到 ０．９４４。当日本农业本科生数维持在１５００００～１７５０００人时，农业水产业ＧＤＰ相对较 高。日本高等农业教育强调提高以畜产和园艺为对象的教育比重，重视培养指导研究和普及新农业技术 的领导人员，培养同农业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技术人员及开发有关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和农业生产 资料新技术的研究人员。［５］在农业人才的培养上，日本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国立大学先后设置研 究生院农学研究所，开设博士课程和硕士课程，研究生院农学专业研究生在整个研究生总数中的比重呈 现逐年增长趋势，这就为日本农村建设培育了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与日本的国 情相对应，在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是县立农业大学，此类大学主要开设有关现代农业技术、 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管理知识的课程，是进行农业实践的培训和进修机构。农业大学校中设立三类部门， 分别为培养、研究、进修部门，这是农业大学校对社区开放的一种途径，致力于培养人才，并与农业实 验场、农业技术普及及改良所相互协调， “三农合一” ，有力地保障了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２ 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重点把农村生态环境和生产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推向一个新高度，通过制 定鼓励政策调整农业结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狠抓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高等农业教育在目标定位、课 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调整，面向生产实际成为高等农业教育者的共同追求目标。 （三）荷兰 荷兰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西欧小国，但这个不足两个半北京大的欧州小国在农业方面却 是个大国，其育种业、畜牧业及花卉业堪称世界第一。荷兰农业的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农业教育体系。 荷兰高等农业教育是荷兰农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