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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乡村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提要： 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 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 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本文 着重对韩国新乡村运动的发起、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客观的 介绍和分析。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 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 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 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 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 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 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 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 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 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 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 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 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 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 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 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 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 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 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 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 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 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 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 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 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 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 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 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 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 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 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 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 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 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 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 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 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 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 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 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 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 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 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