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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气候变化移民实践的解读　　　　（一）迁移的意愿　　　　综合推拉理论、DeJong和Fawcett的价值预期模型、Slovic的感知风险理论可以发现，人口迁移的动因是多样性的，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迁移者追求的预期目标（财富、社会地位、动力、自治、社会网络和道德）和迁移者的风险感知等。实际上，在迁移的决策中，上述 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在迁移的动力因素中我们无法分割环境（气候）、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因而气候移民的迁移动因是复杂多样的，这也意味着人口迁移形式的多样性。在我国，气候移民包括自发的人口迁移、激励性和强制性迁移等类型。大体而言，人口迁移受到迁移者自身决策、政府干预和外在环境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中，对于自愿和非自愿的划分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从人口迁移的外在动因进行划分，将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的迁移人口视为非自愿移民，将迁移者可控制或可承受的动因视为自愿移民。以水库移民为例，无论其是否愿意搬迁都需要在蓄水前搬离淹没区，而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外出或留守。第二条路径是从迁移者个体或家庭的迁移意愿进行划分，即当迁移可以实现预期的目标时选择迁移，反之则不迁移。正是这种双重的划分路径使我们在界定移民类型时出现“左右为难”的问题。譬如，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移民是非自愿移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需要搬出淹没区，但当一部分移民迁移到交通便利、地区特色农业发达的地区时，移民搬迁的意愿非常强，留居人口甚至集体上访要求搬出库区，因而他们是“非自愿的自愿移民”.当前，西方学者关于气候移民意愿的划分遵循的第一条划分路径，即以外部环境作为决定迁移与否的唯一动因，忽视了个体或家庭对迁移的决策行为和政府干预对迁移的影响。迁移是多目标行动，除了规避风险外，还包括寻求发展和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环境等，因而不能简单地将移民定性为自愿或非自愿，而应该从动态的、谱系的角 度 看待移民 搬 迁意愿。完全的非自愿移民与完全的自愿移民只是两种移民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移民应介于这两者之间。如果把意愿程度给予量化，完全的非自愿取“意愿值”为0,完全的自愿取“意愿值”为1,移民意愿位于0和1之间[23].也就是说，通过政策干预可以提高移民的搬迁预期，从 而实现非 自 愿移民的 自 愿迁移。当然，如果这些干预措施和优惠政策无法兑现，那么只会激化移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　　　　（二）适应气候变化工程与技术措施的可替代性　　　　2013年我国颁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将全国重点区域格局划分为城市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三类适应区。在不同的适应区，移民与工程、技术措施共同构成适应的策略（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移民与工程、技术措施同样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措施。因此，移民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第二，移民措施需要与工程和技术措施配合使用。譬如，通过灾害预警将生活在危险区的人口实行提前搬迁。第三，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影响类型、受影响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迁移的成本效益适时采取适当的适应措施。譬如，持续性干旱需要以工程和技术措施为主，永久性迁移的可行性较低。第四，迁移并不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人口迁移是否适宜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措施与气候变化影响的空间分布、冲击能力和预测的不确定性有关。一般而言，人口迁移对于高冲击能量的事件更有效，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人口和建筑结构（建筑物、基础设施、设备等）的物理脆弱性很强，缓解的可能性很低；对于不可预测程度低的现象来说更加可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移民过程发生在灾害“即将出现”或灾后[24].第五，适应气候变化的工程性措施本身就会产生移民，因而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　　　　（三）人口迁移的效果　　　　在我国，气候移民是融合了扶贫、防灾、生态环境保护等的多目标行动。第一，迁移可以规避气候变化对生命财产的危害。第二，迁移改善了受影响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发展。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具有较高的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地理耦合[25].在生态敏感地带的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贫困县总人口的81%.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他们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26].对于那些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来说，迁移是摆脱灾害困扰和实现生存与发展的手段。研究证实，实施气候变化相关移民工程后，移民生计得到了改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同时也减缓了迁出地的环境压力，实现了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27-29].第三，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工程措施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样可以实现发展。以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移民为例，在移民的过程中，政府坚持“移民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