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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玉牒不仅仅登录皇室世系，凡政令赏罚、封域户口、丰凶祥瑞等皆载之，成为专书一代大事，如同“帝纪”一类的史籍。 宋代的日历成为记录和整理本朝史料的重要史籍，其资料来源于起居注、时政记、各司报送政务资料、皇帝谕令、官员行状、传记等等，由史官汇集编校，按每日日期顺序排纂，是时间确切、周密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在重要大臣逝世之日，系以该人小传。宋代各朝基本维持了日历的编辑，只是南宋之初，立国未定，有30余年未遑顾及，随后恢复并且加强宋朝一朝皇帝的日历多为一千卷以上，资料繁复，巨细毕揽，是纂修本朝实录和国史的主要依据。 辽国仿从内地政权设起居注，有专门的机构，称“起居舍人院”，隶门下省。金国设有起居注官编纂起居注，其体制仿从唐朝，相当完善，设有记注院主管其职。此外，令著作局著作郎纂修日历，由睦亲府主持纂修玉牒，皆仿从南宋的史官制度。 2、实录的纂修 “实录”作为书名，起始于南北朝时期，这是史家多、史书也多背景下书名求新的产物。《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周兴嗣、谢昊分别编纂的《梁皇帝实录》（三卷与五卷），其书久佚，内容与体制都无法确知，而列于杂史，可能是随便叙述一些事件。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十卷，刘昞撰，乃十六国时西凉史事，更不一定是以君主为主体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杂述建都于此地的六朝史事。上述之书都不属于官修史。仪注类中有刘孝孙《二仪实录》、袁郊《二仪实录》等书，讲仪礼之事，均应为唐人所撰，甚至农书类也有《禁苑实录》一卷。可见以“实录”作为书名，到唐代仍较为随意，不能见到这种书名字样，就与朝廷所修、以编年体记述一朝皇帝之政务的史籍联结一起。 实录的产生起自唐太宗屡次要观看起居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再次提出观看起居注的要求，“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唐太宗命将实录“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这实际是朝廷官修皇帝实录的肇始。可见唐代的实录是公开的史籍，是皇帝在世就予以纂修的史书。大约自唐肃宗始，才改为皇帝逝世之后再进行修纂。 唐宋实录纯属编年体，其基本框架与线索是按时间顺序，以年为纲以编排史事。对于重要的大臣，在其卒年系其小传，简记事略，而并未打破编年体系。 宋代的实录部帙加大，内容详细，纪传体国史的纂修必然参考和取材于实录，尤其是要依据实录中的历史观点取舍史事、表达黜陟。但是，不能说实录的纂修是为国史做资料的准备，因为一朝实录象征一朝皇帝的业绩，在官修史书中规格最为尊贵。在宋朝，实录体式、修实录的方法，成书后进上的礼仪等等，都逐步形成既定制度。 受宋朝官方史学活动的影响，辽国、金国亦重视修史，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就有修成辽国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的记载。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又纂修实录。金国对修纂实录极其重视，国史院即为掌修实录的机构。金也设有翰林官，随时可调用作修史等工作。从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修成第一部《金先朝实录》（又名《祖宗实录》），其后各帝实录络绎纂修，除末帝哀宗外皆有成书。 实录从唐朝朝廷纂修以后，逐步变成皇朝垄断的史籍名称，其性质是皇朝编纂的专记一朝君主政务、政绩的编年体史籍。中国古代朝廷纂修实录，成为官方史学活动的最为紧要、最为坚持不废的项目。作为一种特殊史籍，它既是一朝史事的官方记载，又是皇朝政治文化体制的一种体现，实录的纂修直接在皇帝和朝廷严格审视下进行，因与政治的联系极其紧密，对史事的取舍和评论皆倍加斟酌，很难全面地做到客观如实，在政局变动的情况下，还可能予以重新修纂，如《宋神宗实录》就因为旧党与新党的政治斗争而反复重修。将最为尊贵的“实录”改来改去，成为一种亵渎和讽刺，这是宋朝官方史学阴暗面。 3、纪传体国史的编纂 唐朝官修纪传体国史，自太宗贞观时候开始。《史通·古今正史》称：“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此后，纂修国史陆续进行 。唐朝修纪传体国史断断续续，成效不著，不如修实录那样制度规范，原因是纪传体史书本比编年史难于修撰，尤其是本朝纪传史。 宋朝纂修纪传体国史，始于宋太宗朝。雍熙四年（987）九月：“直史馆胡旦请修纪志表传，诏以史馆西廊置修史院。” 胡旦对这次修史活动的条奏，提出相当周详的规划，将宋朝此前相关人物予以分类评析，作为立传的褒贬口径，还设想编纂律历、天文、地理、五行、礼乐、刑法、食货、沟洫、书籍、释道等典志。这种规划，对宋代纂修国史是一个好的开端，整理资料与安排撰写都略有准的。 宋修国史，除官方起居注、日历等资料外，对私家记载之书，也广泛征求参考。编纂部署很具规制，有条不紊，如关于人物列传，先依据《日历》列出应当立传人名，排成“总目”，次将每人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