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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群体败德行为的形成机制 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了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的意见。据此，我国将依法对假冒侵权行政处罚案件实行信息公开。 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行政执法部门共查处侵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案 32万余件，涉案金额88.9亿元。这些年，假冒知名品牌 等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屡屡爆发，部分行业还出 现了企业集体性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国务院公开这些行政处罚案 件信息，意在遏制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过度蔓延的现 状。 一些学者将企业集体性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归纳为“企业群体 性败德”行为，他们认为，在面对几乎成为行业“潜规则”的较大范围 的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时，政府管制几乎是失效的。 人们不禁要问，当下为何会出现企业群体性败德现象？它所产生的 土壤和机制是什么？不妨试着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现代社会是大规模生产和交易的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 层面呈现出复杂性系统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一端 是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生产者，一端是对于商品的质量信息无法有效获 得并评价的消费者。在质量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欺 骗或者隐瞒的手段赚取暴利，从本质上来说，企业这种败德行为是一种 机会主义的行为。随即出现的现象是，市场价格下降、劣质品驱逐优质 品，进而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 第二，引入第三方监督可能会使得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是 一定的。一方面，当下商品所展现出来高度差异化的特征，使得专业质 量监督检测机构，也难以把握有效信息；另一方面，第三方监督机构也 可能因利益纠葛而成为加重信息不对称的“帮凶”。 第三，按照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制度运行 的实质内容之一，是确保违反规则与律令的行为会付出沉重代价。当下 中国质量监督机制并不完善，即使是有制度可依，可能也会因各种各样 的原因而无法惩处大部分的违背制度的企业。这就形成了一个负向激励 的机制，企业往往认为，那些暴露出来的企业只是运气不好，而自己可 能是幸运的。 第四，遵守制度的企业往往要承担不利的成本，而通过欺诈获得暴 利的行为又得不到及时惩戒，负向激励也就出现了传染性。当败德行为 不再是单个企业行为的时候，市场就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假 冒伪劣商品就成为一个“潜规则”。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和成长期往往 “不择手段”占领市场，在低成本战略下，大企业也往往采取降低原材 料标准的办法取得竞争优势，例如，在胶囊生产过程中，用工业明胶作 为替代原料，或许并不能显著降低成本，但量大就能节省巨额费用。 这样，优秀的企业往往就会被挤出市场。而大量败德行为的出现又 导致“法不责众”的局面，虽然有重大案件得到应有惩戒，但并不能从 根本上震慑这种企业的群体性败德行为。 治理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需要从以下几个路径入手： 第一，切断负向激励的机制。只有不法行为得到及时、恰当的惩戒， 才能隔离这些不端行为，从而避免传染性。这需要监管部门公正严格执 法。 第二，创新不足是导致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的根源，企业应当增强 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不是仅仅止于低成本战略，更不能将自身的竞争优 势集中在过度包装和过度营销方面。 第三，腐败之物需要及时清理才不至于危及整个群体。监督败德企 业不能靠监督机构的人盯人战略，而更多地应依靠消费者的监督，这需 要给消费者更多的平台来表达，管理者应给消费者制造更多条件，降低 消费者监督和检验产品质量的成本。这次国务院会议决议公开行政处罚 信息，也将有利于消费者的监督，不仅仅监督企业，也监督监督机构。 第四，企业败德行为不仅会侵犯消费者利益，对于其他遵循制度的 企业非常不公正，还会损害整个行业的信用和商誉，三聚氰胺事件就是 典型一例，它给我们的民族奶企造成了巨大伤害，因此，企业界也应当 进行协会自律，维护行业的整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