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宝贝》读书稿.docx

《宝贝宝贝》读书稿 “一个普通的父亲，爱他的一个普通的女儿，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全部理由。” “爱，这一个理由已经足够。”（页6） 这是周国平先生新作《宝贝宝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的开场白。 13年前，周国平先生以《妞妞》一书低泣生离死别的亲情，那时候我读《妞妞》就有些疑惑，如此深悲剧创何以能细细写下？后来，随着自己的写作，逐渐明白，这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舔伤疗伤的唯一办法。 今天周先生则以《宝贝，宝贝》欢歌天伦之愛，却又给了我另一种疑惑。早在去年夏天，我就得知周国平先生正在写一部以他女儿啾啾为主角的书，当时我略表担心：孩子还这么小就置于社会的聚光灯之下，合适吗？我已经记不起周先生怎么跟我解释的，总之，当时他没有说服我。 就是现在一字不拉地读完这部以啾啾为主角的《宝贝宝贝》，说实话，上述疑虑也并未全消，虽然明知这种疑虑似无必要——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或许就已经提供了无需过虑的足够证据。 不必过虑是因为《宝贝宝贝》展示了啾啾幼儿时期各个方面的绝大部分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展示了周先生自身及其整个家庭面对环境时的一种独特能力。除此之外，这部书于教育学的价值尤值得为之一书，虽然于我是因有所感而下笔。 博尔赫斯曾说过：“倘若我们属于西方文明，那么不论我们的血统起过什么变化，我们所有人都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博尔赫斯的这一说法，并不是将人赋予一个国界的概念，而是表达一种真正的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的概念。以研究尼采而步入哲学圣殿的周先生，无疑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啾啾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是幸运的。一定程度上说，《宝贝宝贝》一书展示的正是周先生如何把一个人培养成“希腊人”和“犹太人”。 对于经典的中国式教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我一直都很反感。我自己的父母在教育方面，虽然可以说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算是差别很大了，依然留有少量的中国式遗毒。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一状况，在当代中国也没有太大改观。 在《宝贝宝贝》一书里，读者完全看不到通常中国家庭里最常见的各种现象：只会动物性的溺愛，不会引导和帮助性地关愛；父母对孩子是绝对权威、不容置疑；动辄训斥孩子；根本不顾及孩子的想法；几乎对孩子的心灵世界一无所知；动辄道德说教；动辄体罚；动辄要孩子学这学那，要出人头地，要望子成龙，要光宗耀祖；动辄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动辄要孩子孝顺自己……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多少中国家庭懂得何为自由，何为平等，何为民主，何为真正的愛，何为尊重人性、了解人性……须知自由也好、民主也罢，说穿了得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这不是什么大话空话，而是由无数具体些微的细节构成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 周先生夫妇，在孩子甫一出生，就给了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愛，从孩子出生，周先生就做孩子的“秘书”，把孩子每天的生活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这记录本身也是父愛的一部分。书中使用了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是啾啾从出生到6岁前的日常生活记录（不说别的，仅就这一点在国内幼教方面的著述中就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饱含了周先生的儿童教育理念：“一种倾注全部感情的关心、爱护、鼓励、欣赏、理解和尊重。只要是这样，就怎么爱也不过分，怎么爱也不会把孩子宠坏。”（页382） 周先生用最真实的材料验证着他的幼教“朋友论”：“我和啾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她的一个称职的大玩伴，然后是她眼中一个很会逗乐的憨豆先生，最后则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在一起聊天和谈心的大朋友。随着她心智日益成熟，目光日趋敏锐，经常对我发表独立见解和尖锐批评，我还悄悄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份，就是做她的学生，虚心向她学习。”（页304） “我始终认为，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自己当作朋友，乃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页365） “在婴儿期，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如同成年兽和幼兽，生物性因素占据着优势。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亲子关系中的精神性因素也应该逐渐扩大，占据主导地位。”（页365） “倘若没有父母的自觉，亲子关系就永远不可能具备精神性品格，会始终停留在动物性溺爱的水平上。判断是否具备精神性品格，一个恰当的标志是看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否逐渐形成了一种朋友式的关系。”（页365） 周先生极为重视父母面对孩子的两个态度：“朋友式的关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独立，二是平等。”（页365） 在谈及独立时，周先生说父母通过对孩子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双方因此而互相尊重；谈及平等时，他说不要对孩子横加干涉，要商量，孩子到一定年龄，父母的事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与孩子要交流沟通，进入其内心世界，在孩子自愿基础上，帮助孩子分担忧愁。 周先生尤其强调：“我要强调灵魂